□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承萍

这是80多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也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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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大片河山沦陷，全国20多所大专院校陆续从沦陷区迁移重庆，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也随之来到大后方，进入分布在重庆地区的34所国立中学求学。其中有一部分学生，辗转来到风景秀丽的青木关。

青木关，古道雄关，地处重庆西郊，扼守着成渝公路和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往青木关后，一些文化教育机构和大专院校也随之迁入这里。国立音乐院、国立“中央大学”附中（中大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社教附中）、国立艺专、劳作师范、国立民众教育馆（民教馆）、体育师资学校、童子军师范学校、战区初中进修班、士兵子弟校、青木关小学、滑翔总会等10多所院校陆续在青木关落户。

一时间，青木关成了文化机构遍布、院校林立、文化名流云集的文化重镇。那些历经磨难、饱受战火煎熬、辗转千里的流亡学生来到了青木关求学抗日。这些流亡学生，当地百姓称之为“下江娃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各异，很快融入这片秀丽的热土。

青木关的“下江娃儿”，要数中大附中最多。中大附中坐落在四楞碑袁家沟，十分隐蔽。山沟下面是初中部，山沟上面的山窝里是高中部，女子初中部则在石家沟。

中大附中的“下江娃儿”，大多数是从华东——湖南——贵州迁移而来，他们饱受日寇炮火的摧残。随着规模逐年扩大，中大附中也接收了不少当地学生，著名作家况浩文就是其中之一。到了1944年，中大附中的学生发展到了3000多名，成为青木关学生最多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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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亡学生，在用竹条编织、内外敷稀泥巴的夹壁墙建成的教室里读书，吃的是糙米杂粮，住的是四面透风、房顶漏雨的茅草房；晚上自习点的是桐油灯，还时不时地受到日机的轰炸和野兽的侵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对这样的学习和生活非常珍惜，跟老师们同甘共苦，共同抗日。他们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怀着求学报国的梦想，积极投入宣传、募捐、参加远征军等抗日活动。

1946年6月，国立青木关中学成立，一些流亡学生和四川、重庆19所国立中学滞留的2000多名学生，集中于国立青木关中学继续求学。所以，有的学生断断续续学了六七年，才完成高中学业。

内战爆发后，青木关中学的流亡学生和当地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腐朽政权的斗争中，自发成立“长声学社”“国青学社”“月雨学社”等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

1949年4月21日，500多名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引导下，从青木关步行到沙坪坝和菜园坝举行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学生们无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磨难，中大附中的“下江娃儿”终于获得解放，实现了他们求学报国的梦想，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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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衡高上将，曾就读于中大附中。2000年前后，他再次来到青木关，查看当年读书的旧址。

此外，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叶铭汉，连交通大学教授戚正风，著名作家况浩文等，都是从青木关中大附中走出的杰出英才。

原韩国空军参谋总长金信，也曾在青木关中大附中高中部读书，他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1944年，金信参加了中国空军，与日寇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回到韩国，后来担任韩国空军参谋总长。1993年，金信专程来重庆“寻根”，和校友们一起回到青木关，到中大附中旧址怀旧。

在抗战期间，中大附中的“下江娃儿”和青木关社教附中、明智中学等院校的学生，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纷纷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在青木关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后，在孟关、瓦鲁班、八莫、腾冲等地与日寇顽强作战，立下了一个个保卫祖国的战功，谱写了一曲曲血洒沙场、为国捐躯的赞歌。

后来，我把流亡学生在青木关求学抗日、求学报国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陪都求学记》，以此纪念这段岁月。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载入抗战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