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刀石

总是忘不了儿时的小院，三户人家，几堵土墙搭配着穿架房子。

小院坐落在一个叫打铁湾的小地方，我家在中间，右边是大伯家。左边尹家的女主人姓蒋，梳着齐耳短发，高高胖胖的，她是我爸和我妈的媒人，我叫她孃孃。

那是20世纪80年代，村里人还没往外跑，都守着自家的几亩地，手头紧巴，但锅里的烟火气从没断过。小院的日子像屋檐滴下的水，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单调却有章法。最难忘的是那些在各家流转的碗。

平时的正常吃食就是白米饭，菜多半只有一个。上荤菜的时候少，毕竟杀猪要盼到过年；多是地里长的素菜，能炒一个菜下米饭就行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咸菜当主菜。那时谁家做了点稀罕吃食，准会找个小粗碗或青花细碗盛着，让孩子端去别家。

隔壁孃孃学了个农村手艺，做土火炮，开了个小作坊。她只有一个儿子，后来又捡到个幺姑，当幺姑视如己出，总会想方设法做点与众不同的吃食，权当是零嘴。我母亲几乎从来不做零食，因为她总是忙农活。我们家顿顿吃米饭，忽然见尹家“老虎哥”端着碗进来，碗里躺着两个圆滚滚的馒头，砂糖在面里融成星星点点的甜，我和老弟的眼睛都直了。“快趁热吃，我妈做的。”说完“老虎哥”就走了，留下盛着馒头的粗碗。我和弟弟都掰着馒头吃，生怕囫囵吞枣没品出那点砂糖味来。第二天，还碗就是我的事儿了，我会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把水都擦干净，才给隔壁孃孃送去。

有一次，大伯家自己种的冰粉籽收了，大娘用纱布包着冰粉籽，在水里搓出滑溜溜的浆，加些井水镇着，盛在青花大碗里，冰粉在碗里颤巍巍的，像块透亮的玉。大伯是老大，我父亲是老幺。大伯家做点龙水小刀，平时一家人都忙着做小刀，盼赶集卖，端东西一般成了大伯的孙子勇娃的任务。勇娃和我、老弟差不了几岁，他也把端碗当成美差。这次的冰粉又由勇娃端来，好大一碗呀！我和老弟赶快到灶屋拿小碗来分。母亲看我们这个馋样，笑着说：“慢点慢点，我给你们加点砂糖，更好吃。”于是，母亲切了点砂糖，放冷开水里一泡，兑成了砂糖水。母亲把那砂糖水往冰粉里一倒，一碗冰粉渗透成土褐色。吃下肚来，透心凉。吃完了，该老弟还碗了。他拿着洗过的大青花碗就往大伯家跑，一个不小心，踩在石板边上摔了，碗“哐当”碎在石板上。他吓得直哭，大娘听见了跑出来，拉他起来笑着说：“碎得好，岁岁平安。”母亲过意不去，找了个新碗赔给大娘，那碗后来总盛着大娘做的泡菜，酸溜溜的香。

我家的粗瓷碗爱在雨天出门。暴雨过后，田边缺口总会捉到鱼。父亲披件蓑衣蹲在缺口，竹篓里很快就有了动静。回家用酸菜炖了，奶白色的汤泛着油花，满屋都是酸香。这时候母亲准会找两个粗瓷碗，舀出两条最肥的鱼，装进粗瓷碗，让我给大伯家和孃孃家送去。送鱼得趁晚上，白天大家都在忙，午饭多半是冷饭就咸菜。夜里白炽灯亮起来，各家的灶房才热闹起来。我端着碗走过院坝，鞋底踩着石板，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这时一般正赶上他们家也在吃晚饭，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碗来盛我端来的鱼。这样，我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碗回去，省了第二天还碗。回家时，大伯总会往我空碗里放两颗“火炮”糖，孃孃则要拉着我问两句，再往我手里塞个烤红苕什么的。

那年月肉都显得金贵，谁家杀鸡杀猪什么的，做了菜都要舀出两碗给邻居家送去；每年头回尝新米、头回吃包谷、头回煮红苕，也都让碗传着，给邻居尝尝新；哪家赶个场买了点糖或水果回来，也用碗盛着送点给孩子们；过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瓜果糕点让碗更忙了。

后来我考上了中师，小院的人都为我高兴。出门那天，大娘和孃孃都塞给我钱，我揣着钱，就像揣着个沉甸甸的“铁饭碗”。

如今我在城区教书，四十多年的光阴辗转，院门口的路被走得越来越宽。虽然我已不属于那个小院，但我还是常回去看看，老屋里那些曾经来来往往的粗瓷碗还在，只是再没有流转的吃食。

每次回老家，我会在老屋门口站许久。风穿过空荡荡的院坝，竟像是当年各家送东西时的脚步声，轻轻巧巧的，却踏在心上最软的地方。那些碗来碗往的日子，哪里只是送些吃食，分明是把日子掰碎了，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过。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区第三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