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7岁那年，我背着母亲用蓝花布缝的小书包，第一次踏进村里的小学。7月的太阳是个火球，操场的黄土地被晒得裂开细缝。教室里，我们趴在掉漆的长木桌上写字，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涩得人直眨眼。一下课，同学们就跑到学校后院的农民家，对着水缸舀一瓢冷水，冰凉的水滑过喉咙，却压不住心底的燥热。

那天中午，蝉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叫得声嘶力竭。忽然，后排传来一阵细碎的“嗞溜”声。扭头一看，邻村的小胖正举着个东西，眯着眼慢悠悠地舔着。那东西裹着层薄纸，露出的部分白花花的，融化的水滴顺着他的手指滴到课桌上，他用舌头飞快地舔掉。

“这是啥？”我们一群孩子呼啦一下围上去，眼睛瞪得溜圆。小胖得意地扬了扬下巴：“这叫冰糕！城里来的，你们肯定没见过！”我盯着小胖手里的冰糕，喉咙忍不住动了动，仿佛已经尝到了那股从未有过的清凉。

放学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那根白花花的冰糕，它像个小小的钩子，勾得我心头发痒。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我像个跟屁虫，围着她转来转去，终于忍不住小声问：“妈，你啥时候去赶场？”母亲挥着锅铲，头也不抬：“咋了？”“我……我想吃冰糕。”我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眼睛却死死盯着她的背影。

母亲沉默了片刻，锅铲碰着铁锅，发出“哐当”一声。“小孩子家，吃啥冰糕？”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可我不肯罢休，拽着她的衣角晃来晃去：“就吃一次，就一次嘛！”母亲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叹了口气：“赶场时再说吧。”

每天早上睁开眼，我先摸出枕头下的日历本，用铅笔在当天的格子里打个钩。母亲终于要赶场了。她凌晨就起来，梳了梳头发，背着背篓往镇上走。临走时，她摸着我的头说：“在学校好好听话，回来给你带冰糕。”

课堂上，我盯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脑子里却全是冰糕的样子——它会不会与小胖的一样？外面包着什么样的纸？甜得会不会让人眯起眼睛？放学铃一响，我抓起书包就朝家的方向奔跑。

“妈！冰糕呢？”冲进院子时，母亲正坐在门槛上择菜。

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嘴角抿得紧紧的，平时总是带着笑意的脸，此刻布满了愁云。我伸出去的手一下子停在半空，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出什么事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才放下手里的活计，小心翼翼地打开从口袋里掏出的手帕——里面没有白花花的冰糕，只有一根光秃秃的冰糕棍。“妈对不起你。我在街上给你买了冰糕，怕弄脏了，就用手帕裹得严严实实的。哪晓得天气太热，走在路上就化了，到家就剩这根棍了……”她粗糙的手指，捏着那根冰糕棍，像是捏着什么稀世珍宝。

我看着那片湿痕，忽然想起母亲平时有多节省：家里的鸡蛋，舍不得吃总是拿去赶场换钱补贴家用；家里的煤油灯，总是伸手不见五指才肯点亮；身上的衣服，总是补丁叠补丁也不愿掏钱买一件……

“妈，没事的，冰糕又不能当饭吃。”我伸出小手，拭掉母亲眼角的泪痕。

母亲把我搂进怀里，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傻孩子。”她哽咽着说，“是妈不好。下次赶场，妈一定带你去，让你在街上拿着吃，那样冰糕就不会化了。”一股凉风从山梁上吹下来，吹散了我心头的酷热。

暑假里的一个赶场天，母亲真的带上我前往。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我终于吃到了冰糕。甜丝丝、凉沁沁的糖水顺着手指淌，我慌忙舔掉，生怕浪费一滴。母亲站在旁边，满脸堆笑，晌午的阳光打在她脸上，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母爱的温柔。

那支融化的冰糕，没有凉透我的夏天，却暖透了我的一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