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

秋冬之交，正是挖红苕的时节，下粉条的师傅也要登场了。

在山区农村，红苕、洋芋、苞谷被称作“三大坨”，是庄户人家赖以生存的主粮。红苕的季节性很强，地冻之前必须全部挖完。收回来的红苕，挑出品相好的窖藏起来，便是整个冬天直至来年开春的口粮。家家户户都有一口苕窖，那既是庄稼人的粮仓，也曾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而那些挖破的、品相差的红苕，则被洗净磨碎，过滤沉淀，最后摊在簸箩里晾干，成了粉面子——那正是制作粉条的原料。

大集体时期，几乎每个生产大队都有粉坊，有些小队也有，但庄户人更乐意在自家院里下粉条，手提肩扛、搬来运去，终究不太方便。乡下人下粉条，多半是为了过年过节自家吃。粉条可炒可炖，猪肉炖粉条更是招待贵客和年饭桌上的大菜。一想起来，就叫人忍不住咽口水。

若遇上好年景，红苕丰收，下粉的原料也就宽裕些。做出的粉条除了自用，还能匀给左邻右舍，或挑到乡场上换点零钱。乡间路上，偶尔能见到挑担叫卖的农人，一斤粉条不过几角钱。

在我们老家那一带，要数巫溪板凳爬（小地名）的粉条最出名。那里出的粉条白亮筋道，久煮不糊，深受百姓推崇——这自然与粉匠师傅的手艺分不开。粉条，成了板凳爬最亮眼的名片。

下粉条需提前请好粉匠师傅，再叫上几个打下手的。这活计像唱大戏，一个人可干不来。紧锣密鼓地准备些时日后，选一个晴好的日子，便正式开工。

下粉的工具都是农家常用的：大木盆、木桶、瓦缸、铁锅。唯独那把特制的漏瓢，是粉匠师傅自带的宝贝。它形似水瓢，底上钻了许多小孔，粉条便是从这些孔中流出来的。

下粉条是体力活，粉匠师傅多是结实汉子。他们与其他匠人不同，总是系着雪白的围腰和袖套——毕竟粉条是入口的东西，卫生马虎不得。

众人听从粉匠师傅指挥，各司其职：生火烧水、揉搓粉面、准备晾晒的场地与竹竿……一切有条不紊。调和粉面时，粉匠师傅会亲自煮些芡汁兑入缸中，以增加粉条的韧性。除此之外，还要加些明矾，一则增亮定型，二则让粉条更耐煮、有嚼头。这比例是师傅的看家本领，向来秘不示人。

揉面是制作的关键。三四个人围住瓦缸，一手撑住缸沿，一手沿内壁用力揉搓，仿佛一场张弛有度的舞蹈。大家手脚不停，嘴也不闲着，东家长西家短，乡野趣事随口道来。

揉面偷不得懒。粉面揉不好，下出的粉条就不光滑匀称，中间结块，俗称为“性阳子”，像人身上的淋巴结肿块。待粉面揉好，锅里的水也滚开了，粉匠师傅便正式上场。他将衣袖高挽，从缸中抠出一团面置于漏瓢，左手执瓢，右手迅速拍打，粉条便如舞者般从孔中颤动着坠入沸水。待粉条变白煮熟，帮手便用长竹筷捞起，放入冷水盆中激凉防粘，再挂上竹竿晾晒。顿时，一根根泛着苕香的粉条在风中摇曳，白晃晃一片，勾人食欲。

待水汽稍干，还需将粘连的粉条细心分散。彻底晾干后，便把粉条裁成一尺多长，每两斤捆作一扎，用粽叶系紧，罩上包袱，既防尘又防鼠，挂在屋梁上能存很久。

大集体时代，能吃上粉条的人家算是不错的。那时温饱尚未解决，下粉也算得上奢侈。粉条更是送礼的上佳选择。遇亲友建房或办喜事，送上几斤，主家觉得实惠，送礼人也显得体面。

世事变幻，岁月更迭。乡村粉匠的身影，已渐渐湮没于时光长河。但那转动的石磨、雪白的粉条、空气中弥漫的香气，以及师傅们挥汗如雨的画面，始终是我孩提时代最难忘的回忆。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