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

20世纪60年代，手表在老百姓眼中简直就是个稀罕物。那时结婚备置的物件中有“三转一响”的说法，其中“一转”指的就是手表，其余“两转”是自行车、缝纫机。

那时，男士和女士的裤子在裤腰位置有专门的一个小裤包，取名“表包”，就是为防止在干活时手表损坏、丢失而专门缝制的。手表放进去，贴身、安全，不易丢失。细心点的，还要在表包口子用锁针别上，再加一道保护。

那个年代，买得起手表的人是极其爱护手表的，那种爱护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滑稽。为了避免手表被汗浸湿，女士会用手绢包住腕上戴着的手表，不时贴着耳朵听听滴答声，生怕手表因为劳动所致损坏而停摆。要问咋不把手表取下放表包里？这是那个时代少数人的虚荣心作祟造成的，腕上戴着手表，似乎比周遭的人显得富贵。再有，有的人本来是习惯用右手，却在人多扎堆时故意使用左手，佯装“左撇子”，有意无意地露出腕上的手表，其意不言而喻。

初中没有读完的哥哥，去了建筑工地干零工，抬水泥，挑灰桶，一天到晚很辛苦，挣的钱用于贴补家用。父母亲心疼，不时去弄点猪骨头熬汤、兔肠子凉拌、黄鳝鱼鳅黄焖等，让娃儿们增加点营养，同时也偏爱打工下力的哥哥，多给哥哥吃一些。其实，哥哥心里对吃荤还是吃素并无要求，却对一起干活的师傅们手腕上的手表无比羡慕，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哥哥只是在父母亲跟前念叨过几句而已。

这事儿，父亲却记在心里。那时要买块手表，是非常磨人的一件事情。父亲先是去他修手表的朋友处咨询，什么“全钢”“防水”“机芯”“防震”等知识，就是从修表朋友那里学来的。之后，父亲开始打听“上海”牌、“宝石花”牌、“山城”牌手表的价格，既要比较手表的质量，更要考虑到捉襟见肘的经济。末了，父亲托人在上海出差时，给哥哥买回来一块“宝石花”牌手表。据父亲讲，这块手表还是朋友托了上海本地的亲戚搞到些外汇券购买的，比在老县城百货公司便宜了10多块钱。当然，朋友在上海代为买表的周折，父亲是请了一顿“咸菜酒”作为感谢的。

我的一位发小，邀约三四个差不多年龄的街坊伙伴逃学去看乐山大佛。那时的娃儿，身上哪里有钱，发小灵机一动，把他父亲藏在衣柜里的一块“上海”牌旧手表偷偷揣走了（一是在外可以显摆，二是可以掌握时间）。半大的娃儿，哪知出门在外的不易哟，交通费、饭钱，几下就把荷包里本来不多的盘缠花光了，咋办？一干娃儿饿得清口水长流，到目的地还有很远的路程，路上还得有钱才行呀。此时，发小胸口一拍：“卖表。”说好回家之后均摊表钱，重新买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赔给发小父亲。

闯荡之后回到老县城，首先是接受学校逃课的处分，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写检讨，请家长。发小的心里却还有个心结，就是想方设法给父亲买表，不然东窗事发，还得遭父亲一顿“笋子炒肉”的体罚。其中一个伙伴实在出不起钱，买表的钱就出现了缺口。还是我这个发小胸脯一拍：“算啦，我自己想办法！”我这位发小只得趁星期天，悄悄去粮站装卸麻袋，累得够呛。终于凑齐了钱款买到一块“上海”牌手表，125元。这钱，在那时可是天文数字呀。

许多年后，发小的父亲对发小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手表的事儿。崭新的手表与陈旧的手表，一看就有区别嘛。”发小父亲还对发小说：“这块手表，我就送给你，你把它当作你成长路上的纪念吧。”

我的第一块“手表”，是用圆珠笔画在手腕上的“肉手表”。

而真正意义上属于我的第一块手表，是父亲送我的他戴了多年的旧手表。那年，我要去上海立信会计学校位于南岸上新街的分校读书，父亲让我坐在他身边，从手腕上抹下表盘都泛黄的“梅花”牌手表，语重心长地说：“这块手表送给你，一是要按时上课，不要耽误读书；二是时刻提醒自己，珍惜一分一秒的时间，不要虚度年华。”

说罢，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自己挪到一边的老桌子上，把酒杯里的老白干呡得嗞嗞作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