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

木坪村是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潭乡的一个高海拔村落，这里的人们喜欢把老师（lao shi）读音叫成“lao si”。

这种叫法，陈天玖老师听了43年。

一

1965年，他17岁，生产队让他在石干坪那栋漏雨的木楼里管27个娃。队里每天给他记工分九分五，折现一块零六分。他搬来一块山里的青石板，用镰刀敲平，当黑板；又把苞谷秆编成算珠，教“一加一”。夜里，他点亮煤油灯，给白天薅草的大人读《人民日报》。灯芯烧短后，他拿火柴棍挑，火星子落在袖口，烧出一个小洞。此后，那件蓝布褂子一直有一个铜钱大的补疤，像一枚别在袖子上的徽章。

1968年，公社调他去“驻队”，任务是教社员认“碳酸氢铵”四个字。他索性把课堂搬到打谷场，用粪耙在泥地上写：“碳——左边是石，右边是炭，黑不溜秋能烧火。”妇女们笑得前仰后合，笑声把拴在场边的黄牛都惊得擤了一个响鼻。

此后20年，他辗转7所村小，像一粒被山风抛撒的种子，在哪儿都能生根。1989年，他最后一站落脚木坪，从此再没挪窝。

2006年，我毕业分到木坪村完小，第一次看见他。见我下车，他热情地问候：“你就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老师？我代表学校和个人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伸出手，笑着回答：“很高兴认识你，陈老师。”他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帮我提行李。进入校园，整个操场一片狼藉。他把我带到他的临时寝室，与其说是寝室，不如说是用木板拼成的地铺。学校正在修建校舍。这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就收拾一下住的地方，他被人喊出去了。等我收拾好出去，只见到处都是砖、稀泥、钢材。他正蹲在工地边，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写“高粱”的“粱”，写完抬头冲我笑，露出一排黑牙。

“余老师？如果你不嫌弃，晚上就住我家，这里有诸多不便，省得蚊子咬。”

我不好意思地笑道：“给您添麻烦了！”

他摆摆手，指了指远处的矮山：“那边是栀子林，我们叫‘离子林’，花开时，娃们摘来别在衣扣上，能香一路。”接着起身，只见蓝布褂子后背湿成深色，像一张旧地图。

夜里我睡他家阁楼，楼板薄，翻身就“咯吱”响。他抱来一床晒过太阳的棉被，带着一股柴火味。“放心滚，掉不下去。“有什么事就喊我，我在隔壁。”

灯熄后，我听见他在隔壁咳嗽，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也咳出来。月光从瓦缝漏进来，落在被面上，像撒了一把碎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就吃住在他家。

二

有一次我上课，把“庄稼”读成“zhuāng jià”。他推门进来，声音如炸雷：“念‘zhuāng jia’，轻声！庄稼人把‘稼’读重了，牛都笑！”

全班哄笑，我耳根烧得发烫。下课后，他把我叫到厨房旁用山泉水洗粉笔盒，水冷得扎手。

“教娃儿，先得让娃儿笑你。笑完再学，一辈子不忘。”

说罢，他把盒子往我怀里一塞，水溅了我一身，像给我打烙印。

10年后，我在黄鹤小学教一年级，读到“庄稼”一词，故意把“稼”字念得山响，娃们哄堂大笑，我学着陈老师当年的腔调：“庄稼人把‘稼’读重了，牛都笑！”

笑声里，我听见山泉水还在木坪滴答。

国庆节放假。我老家在涪陵，交通不便，我就住在陈老师家里。他带我去坡上背苞谷。我个矮，背篓绳子勒肩，走半里就喘。他把我的背篓卸下来，自己加上一筐，重量压进脚背，鞋带“啪”地一声崩断。

“教书跟种地一个理，先弯腰，再抬头。”

那天，他教我捆苞谷秆：要留一个活扣，一扯就散，牛吃也方便。我手笨，捆成死疙瘩，他抽刀割断，让我重捆，刀锋贴着我拇指过去，凉飕飕的。我吓出一身汗，他却咧嘴笑道：“刀不吓人，人才吓人。”

冬天围炉烤红薯。火塘里柴火爆出“噼啪”声，他忽然问我：“你怕啥？”

我愣住，半天说：“怕教不好，误人子弟。”

他用火钳敲敲鞋底：“我小学毕业，最后读了个师训班，也误了40年。误着误着，就把娃误出山了。”

他抬了抬下巴，指门外那条山溪：“山里的河像粉笔，雨一年削一截，可还是能把娃们驮到山外。”

接着，他拿起老烟杆抽起了烟，火光映红了半边脸，皱纹像山路的弯，一道一道，里面藏着风。

三

2009年，陈老师退休，而我依然在木坪小学守望，他只要路过学校都会来看我。2016年我从木坪调到黄鹤小学，那天早上雾大，他送我到垭口。我背包里塞满了他送的腊肉，沉甸甸的，像背着一块大石头。

“走吧，别回头。”

我走了，走到转弯处，还是忍不住回头：雾已吞掉木坪，只剩下他吸烟的火星忽明忽暗，就像夜里的一颗星。

这些年，我们时不时都在联系。每年，陈老师都会托人或者亲自来看我，给我带上他自制的腊肉或自养的蜂蜜。

今年，我邀请明廷卓陪我回去，驾车到了木坪小学，发现学校已被村委占用，教室改成了储藏室。门口那片梨子林还在，树皮上刻满“正”字，是他当年给学生记的出勤。

我仿佛看见他仍坐在教室门槛上，拿一根树枝，还在写“高粱”，只是手抖，粱字下面的“米”少了一点。一群放学的娃围着看，笑他写错了。他也笑，露出那排黑牙。

“错就错，明年再来。”

然后，我们驱车到他家，只见他拿着木板在打蜂桶边上的大马蜂，见我下车，眉头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眼里满是惊喜：“小余，你们进屋坐？”师母端茶出来，笑道：“刚才，他还在念叨‘喜鹊叫，有客到’，没想到这客人居然是你们。”

进屋后，我们拉拉家常，看着陈老师稀疏的银发，听着他沙哑却依旧有力的谈吐和爽朗的笑声，我知道他这段时间过得很舒坦。

傍晚辞别时，他坚持送我到车边。引擎刚发出低低的轰鸣，他忽然弯下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布包。粗布已被摩挲得起毛，他一层层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竟是一截粉笔头——也许是放久了，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胀，边缘都成了灰扑扑的疙瘩，只剩中间一点白还顽固地亮着。

“带着，忘词了就写，粉笔短，河很长……”

车窗缓缓升起，他的身影在玻璃上慢慢缩成一小团，蓝布衫被晚风吹得鼓起来。车子拐过山嘴时，那抹蓝只剩一个模糊的点，像从重重山缝里漏出来的一小片天。

四

木坪没给陈老师立碑。

可我清楚，那些被他教过的娃，如今散落在天南地北。有的坐在窗明几净的银行里敲击键盘；有的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挥洒汗水；有的也像我这般，仍握着粉笔站在讲台前；也有的没走出大山，留在村里，成了穿梭林间的养蜂人或守护绿意的护林员。他们每写下一个字，袖口总会沾上一粒粉笔灰，走在路上带起风，那灰便跟着飘向更远的地方。

山从不会刻意记住谁，字也不会特意刻下谁的名姓，只是每写一个字，袖口就沾上一粒灰，走路带风，灰便跟着落到更远的地方——像风把灰带走，不声张，也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