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洪

搬家清理屋子时，无意间发现箱底泛黄的购米证，那段尘封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是1962年出生的，与“灾荒年”擦肩而过。我家那本巴掌大的购米证由母亲掌管，平时锁在柜子里，只有在买粮油时才露尊容。彼时的购米证是城镇居民引以为豪的凭证。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规定10岁以上居民每月供应粮食25斤、菜籽油半斤，大米0.138元/斤、菜籽油0.76元/斤。搭配的杂粮有红薯干、包谷、面粉等占三分之一以上。

每逢月初，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公社粮站总是人头攒动，男女老少背竹篓、挑箩筐排队，先交钱开票再进库房。面对堆积如山的大米，让我突发奇想：要是家里有这么多白灿灿的大米该多安逸呀，再也用不着顿顿吃难咽的红薯饭了。

粮管员过台秤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左手小心翼翼拨着游铊，右手持长勺添进或舀出，生怕多出一粒米。老油子们边套近乎，边调侃“我回家要复秤哈”。“月底盘点时要是差一截，我找鬼大爷呀？”粮管员立马回怼。平时再“翘杆”的人，只要跨入库房门槛，在粮管员面前顿时变得矮了三分。

在那个年代，粮站站长威风八面，社员交公粮评等级，得看其眼色。你若想在粮站找个零工挣钱，还得把站长伺候好点。特别是冬月间，架子猪急需催肥长膘，得点头哈腰找站长批条子弄两麻袋细糠才行。就连粮站里的女青年找对象，非公社干部与教师不嫁；粮站小伙子找对象，那也是挑剔得不要不要的。

玉龙粮站有别于其他“扁担街”乡场，甚至比有些区公所粮站的任务都重。除了供应街村居民，还要承担附近厂矿职工及家属的粮油供给。印象最深的是住在巴岳山巅的红旗茶场三队，每次都要动员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翻山越岭挑米背油，往往一个来回就是大半天。而国营玉龙煤矿则家大业大，卡车直接开进粮站，喇叭震天响，雇佣搬运工一麻袋一麻袋地往车上扛。

有一次，王二娃把“购米证”弄丢了，气得他老汉团团转，少不了挨一顿胖揍，跺脚直呼这该怎么办？重新补办“购米证”，层层求爹爹告奶奶，折腾了几个月。尖尖脚的唐三婆患有白内障，路滑趔趄把菜油罐摔破了，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天一夜。每次挑米时，母亲总要使劲攥箩索是否结实，再三叮嘱路上千万小心。

母亲每次煮饭，都要先拿小搪瓷盅精准计量。淘米水是用来养猪的，而米汤呢更不能浪费，撒几粒盐巴做“盐米汤”。白米干饭不可能天天吃，里面总掺杂红薯，尤其是有“干巴烂”味儿的红薯，一吃就是大半年，老在喉咙里打转转咽不下去，冒酸水反胃。因长期吃红薯消化不良，弄得我上课时，臭屁连连，丢人现眼，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

我时常赌咒发誓“宁肯饿死都不愿意吃红薯了”，但每逢开饭时，又不得不面对红薯，毕竟味觉在饥饿面前不堪一击。母亲那双眼睛总是盯着我的饭碗，哪怕饭桌下黄狗的尾巴摇得再厉害，也视而不见，更莫说饭粒掉在地上了。母亲为节约几滴菜油，烙麦粑时，拿麦秆在铁锅四周使劲擦，烙出的麦粑焦煳无油香味儿。

隔壁邓大娘视菜油罐为心肝宝贝，像耍魔术似的，用麻线吊个铜钱，每次炒菜时，提起铜钱往锅里滴几滴菜油，邓大爷总埋怨老太婆弄的菜像在喂猪，太难吃了。

母亲经常给我上忆苦思甜课，她说，在三年“灾荒年”期间，国家供应紧缩了，居民每月供应大米才19斤，红薯出来那阵，附近生产队送来5斤抵1斤大米。即使勒紧裤腰带仍饿得咕咕叫，四处找吃的，先捉沟田的鱼虾、螃蟹，后抓麻雀、老鼠，挖了竹笋与葛根，再摘树叶与鹅儿肠草，有些人甚至吃“观音泥”土，拉不出大便，疼得哇哇叫。

过去城镇居民生老病死，都会及时出现在“购米证”的粮油增减变化栏目上。诸如跳出农门、工作调动、参军提干等，少不了户口与粮油供给证明。“购米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离开了“购米证”就寸步难行。一本小小的“购米证”既是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更是共和国从一穷二白走向富强的见证。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