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子弟校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但在共和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子弟校,我们启蒙的摇篮

版次:009    2025年09月12日

同学们参加劳动

40多年过去,曾经的子弟校学生,如今已成各行各业的顶梁柱。

扩建后的松藻煤矿子弟校

松藻煤矿,见证了几代人的辛勤付出。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利

常有人问我,小学、中学就读于什么学校?我毫不犹豫说道:“松藻煤矿职工子弟校。”最初我还以为“子弟校”很另类,殊不知身边有许多同事及朋友,都在各种各样的厂矿子弟校,完成了人生第一课。

1 子弟校是国营厂矿的标配

子弟校,是国营企业自己出资建设、招收职工子女的学校。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到2010年左右,近60年时间里,厂矿职工子弟校遍布全国各行各业,成为那时国营厂矿企业的“标配”。

“当当当”每天清晨8点钟,位于川黔交界的松藻煤矿职工子弟校,都会准时敲响钟声。钟声穿透晨雾,在大山沟里回荡,招呼着职工子女们上课了。随后,家长们迈着匆忙的步伐上班去了,而小孩们则背着书包走进课堂,开启一天的学习生活。

清脆的钟声,来自悬挂在学校操场的一根钢轨。钢轨1米多长,锈迹斑驳。敲钟的老人姓伍,老师们都叫他老伍,但学生们天真称他为“老虎”。长年累月,老伍都会分秒不差、风雨无阻敲响钟声,上学、放学、上课、下课,钟声以不同频率和节奏敲响,钢轨也被敲出大块凹凸不平的印迹。

到了中午和晚上的饭点,钟声再度响起,学生们随下班的家长一道,回家吃饭休息。这种类似工厂化管理的子弟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送走一批又一批职工子女。在有的老矿区,一家三代都在同一个子弟校读书,他们既是父子、爷孙,又是校友。

2 两间草房成为最早的学校

那个年代,企业办职工子弟学校,也是一条必由之路。

“三线建设”让成千上万的生产者拖家带口,不远千里奔赴穷乡僻壤的大山和人迹罕至的河谷。那些偏僻的煤矿,往往连地名都没有。当年我父母工作的煤矿,只有一个地理坐标,可以想象其荒凉程度。国营矿山总得有个名吧?于是,建设者以南有贵州松坎河,北有四川藻渡河,各取一字,大名鼎鼎的“松藻煤矿”就此诞生。

很快,矿区配套了国营商店、粮店、菜店、肉店、邮局、派出所等,大量人员响应国家号召,携妻带子来到这个寂静的大山。一时间川黔交界的大山沟里沸腾起来,然而成百上千的职工子女上学的问题迫在眉睫。当时矿区几公里外的农村有两间闲置草房,矿上就租了下来,两间草房便成了矿区首个职工子弟校。据老人们回忆,两间草房仅能简单遮挡小风小雨,最难的是没有路,每天上学放学,几名老师还要在大山悬崖边和危岩区,把学生们一个个搀扶过去。就这样,6名教职员工和170多名小学生,在1958年的某一天,在恶劣的环境中拉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子弟校大幕。

随着职工子女增多,但凡矿区有空闲的库房、车间、会议室、招待所,都会成为子弟校的临时课堂。一个学校的教室分布在矿区多个角落,老师也几处奔波施教,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矿领导咬咬牙,必须建一所自己的职工子弟学校。于是在极短时间里,松藻矿务局子弟学校终于在1964年建成。崭新的学校有三层楼、36间教室,小学10个班、中学4个班,学生有770人。一时间,漫山遍野疯玩的小孩们有了归宿,起早贪黑、翻山越岭的师生们终于有了像样的课堂。

3 两块木板便是课桌和座椅

50多年前,该上学的我从重庆主城,乘六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松藻煤矿。这是当年四川最边缘的一个火车站,下一站就进入贵州境内。刀劈一般的陡峭石壁下,是繁忙的车站与川流不息的人流,从站名“石门坎”便可得知此处地貌的险恶。

在父母陪伴下,我走进了人生的第一课堂。学校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三层楼的红砖教学楼,楼前是铺满煤炭渣的篮球场,以及凹凸不平的环形跑道。篮球架钢管粗大结实、篮板木料厚实标准,明显是企业自制的杰作。忐忑不安的我,看见的是不一样的课堂,没有城里学校的课桌和座椅,只有两块高低不一的宽厚木板,两端架在砖块上,高的当课桌、低的是座椅,一块木板坐4个学生,一间教室差不多有50名学生。

黑板是用水泥抹在墙上,然后再涂抹一层黑油漆。教室的自然采光很好,白天基本不开灯,原因是有巨大的窗户与透明玻璃。窗户框不是木料,是浇筑的水泥框,再镶嵌玻璃而成。这种聪慧的创举,只有在当年大干快上的矿山才能出现。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水泥框架才更换成木材,因为水泥框时间一长会风化破碎,十分容易伤及学生。

“同学们,我是班主任李老师,今天我们学习拼音,这是‘啊’……”上学第一天,班主任女老师用四川话给我们上了第一节语文课。没有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也没有欢迎新生的仪式与程序,直抵语文第一课,极像车间里的工人在完成操作程序。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年从师范院校分配到矿山的教师少之又少,师资力量主要靠煤矿自己解决。在几千名职工中,但凡有一定文化、又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就有可能调到子弟校当教师。

第一堂英语课,我们全体同学十分稀罕地期待着。上课钟声刚停,一位身穿蓝布中山装、头戴布帽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上讲台,看也不看下面的学生,就在黑板上快速写下一排英文字母。写完,他转过身,十分严肃地大声读起来。大山里的孩子,人生第一次听到奇妙的英语,有人感到十分新奇,忍不住发出笑声。说时迟那时快,老师手一甩,一截粉笔头准确砸中笑得最厉害的一位男同学:“笑啥子笑,严肃点!”课堂顿时安静下来。几十年过去,当时兴奋与新奇的场景还清晰可现。

4 劳动课上放飞自我

那时的小学和初中,每周都会有一到两天的劳动课,还要专门配套两本教材,《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十分好笑地简称为“公基”(公鸡)和“农机”(农鸡)。为实打实地学好这两门课,学校还在矿区附近开辟了专门的农场和养殖场,让学生们劳作学习。

我们种植最多的是蚕豆和小麦。在老师指导下,大家拿着比身高还长的锄头吃力翻土;在自家或邻居家收集用作肥料的柴火灰,送到田间地头播撒;到了收获季节,还要保证颗粒归仓。那时,低年级同学最羡慕高年级的同学,因为他们负责养殖山羊、兔子,甚至大黄牛,高年级的同学则常背上背筐、拿上镰刀,漫山遍野、嬉戏打闹地收割青草,放飞的心情是当今不堪重负的学子们难以想象的。

若遇农忙季节,劳动课就不止一两天,往往安排三四天甚至一周。班主任会郑重宣布:“明天全体同学带上干粮和水壶,到附近农村去抢收麦子。”刚一宣布,整个教室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拍桌子、鼓掌、高呼……对于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这哪是什么劳动课,完全是一场乡村郊游+田间体验+自助野餐的盛宴!

学校到农村上劳动课,一般会选择离矿区四五公里的生产队,以保证早上出去、天黑之前能回家。为让劳动课收到实效,由学校工宣队师傅亲自带队,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护队。记得那天天刚亮,我就催促妈妈准备好职工食堂买的大馒头,水壶也灌得满满的,爸爸还特意为我备了一顶草帽和毛巾,然后我就急匆匆奔向集合点。

去生产队的羊肠小道,在大山里蜿蜒盘旋,空气中香樟树的芳香、松树油脂的醇香,以及各种野草与花香的味道,轮番冲击着我们的鼻腔。大家一路上欢歌笑语,几公里的崎岖山路,感觉毫不费力就到了。

早已等候的农民伯伯,拿着一大堆农具赶了过来。随后,班主任进行分工,割麦子的、挞麦子的、运送麦子的。农民伯伯在前面做示范,我们在后面跟着学。好在收割麦子没啥技术含量,这帮学生娃几下就会了。刚开始割还新鲜刺激,但没割几下就腰酸背疼,口中“哎哟,哎哟!”叫唤不停。一旁的农民伯伯笑道:“你们以为馒头包子就这么好吃吗?”言下之意没有辛勤付出,哪有可口粮食?

5 忆苦思甜课我们嚎啕大哭

当年的国营矿山福利好,虽也实行粮票定量供应,但在矿区大大小小的职工食堂,罐罐米饭堆码如山,还有整箩筐的馒头花卷,孩子们肚子饿了,只管向父母要张饭票,便能快捷解决饥饿,比今天点外卖还来得快。

于是子弟校大门口经常会出现丢弃的馒头,这可心疼坏了工宣队的师傅们,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劳苦大众,看见浪费十分心疼。几位老师傅一商量,决定进行帮教帮带。于是,每天早晨上学时,几位老师傅不动声色守在学校大门,见乱扔馒头的学生,便立即严厉叫住,并亲手将扔在地上的馒头捡起来,拍掉上面的尘土,自己一口一口吃下。最后还要严厉而语重心长地训诫:“孩子啊,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它是救命的东西!下次如果再扔被逮,吃下脏馒头的就是你自己了哟!”这招果然见效,校门口乱扔馒头的现象基本杜绝了。

接着,工宣队的老师傅又趁热打铁,以他们在旧社会悲惨生活为背景,在矿区附近模拟建起一间能容纳几十名学生的忆苦思甜课堂,让每个学生都去上忆苦思甜课。模拟课堂上,老师傅穿上破烂衣服,手拿破碗和打狗棍,声泪俱下地讲述当年的悲惨遭遇……整节忆苦思甜课,老师傅动情之处几度哽咽,而接受教育的我们,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地嚎啕大哭……

当年的松藻煤矿子弟校,只是千万个子弟校的缩影,对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贡献巨大。从各个子弟校里,走出了清华北大学子、留学博士、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涌现出了为国争光的世界冠军。

如今,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子弟校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共和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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