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徐昌斌

在重庆市永川区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1941年11月4日5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投下小麦、黄豆、棉絮及其他不明物体。7日后，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这是永川籍细菌专家陈文贵撰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复印件，他是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第一人。

撰写万言报告书

揭露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罪行

1941年冬天，湖南常德突然暴发了一场鼠疫，疫情迅速席卷常德大地，许多民众都感染上鼠疫病毒，然后突发疾病而亡。死难者颈部淋巴结肿大，皮肤组织广泛出血，面部扭曲狰狞，一时间人心惶惶，恐惧气氛笼罩在常德上空。

远在千里之外的云贵高原，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陈文贵正在血清制造室忙碌着，他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上级命令他带队赶往湖南常德，秘密调查那里发生的鼠疫事件。

陈文贵带领几名防疫人员，从贵阳出发前往常德，他们来到疫情最严重的街巷，收集信息、查找病例，秘密展开调查。随后，陈文贵亲自主刀对死难者遗体进行解剖，他将患者肿胀的淋巴结穿刺血液注入小白鼠体内，小白鼠在5天后死亡。为了找到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一向严谨的陈文贵还用另外一种方法进行核实：他用患者病菌涂片进行验证，发现杆菌和病理学上的鼠疫杆菌完全相同。通过一系列验证，陈文贵发现，这些病例均因感染了世界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所引起的败血症而死亡。

常德鼠疫杆菌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查和验证，陈文贵得知在鼠疫肆虐之前的一段时间，曾有日机在常德低空飞行投放不明物。根据日军空投地点和发病地点相同，从空投时间到发病潜伏期又高度吻合的关联信息，陈文贵在收集和掌握了大量事实和证据后，最终得出结论：常德突然暴发的大规模鼠疫，是日军通过抛撒霍乱和鼠疫病菌所致，日军对常德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1941年12月12日，义愤填膺的陈文贵写下了《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万言报告，参与调查的施正信（后在联合国卫生组织任职）、林飞卿（后在上海第一医院任职）均在报告书上签了名。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40年12月，浙江宁波就曾经暴发了一场大规模鼠疫，当时，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宁波鼠疫问题，根据各方面信息报告，陈文贵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日军在浙江宁波实施了细菌战，无奈他的观点遭到主持人的反对，并被诋毁为“神经过敏”。后来，浙江省卫生厅从宁波居民家中搜集到跳蚤样本，鉴定为人鼠同疫病菌时，他的观点才被接纳。

然而，在接到陈文贵递交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后，国民党当局竟以“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为由，指使军医署篡改了陈文贵撰写的报告书内容，掩盖了常德疫情的真相。灾难深重的常德老百姓，在鼠疫肆虐中备受煎熬，状况惨烈。直到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时，日军放火焚烧了常德城，大规模的鼠疫杆菌才在烈焰中灰飞烟灭。

后来，中国红十字会原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将报告书的英文版本送给各国驻华使馆，驻外使节引用了这份报告书的内容，国际舆论反响强烈。1945年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法庭指派法官来到重庆，找到在宽仁医院担任副院长的陈文贵，询问他关于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陈文贵向法官陈述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并毅然在英文版报告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该报告书成为国际法庭审判日军侵略者实施细菌战的有力罪证。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清理国民政府卫生署档案时，发现了这份报告书原件，民众才得知日军曾经在常德实施了细菌战。这份报告书第一次全面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陈文贵也成了揭露侵华日军实行细菌战的第一人。

如今80多年过去了，但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依然罄竹难书！

想方设法研制疫苗

支援抗日战场军民防疫所需

重庆永川松溉古镇解放街有一处白墙青瓦、幽静简朴的宅院，这就是“陈家大院”，松溉现存最古老的四合院之一。陈家祖上经营“源顺庆”和“怡庆长”两家商号，一代代陈家子弟在这里繁衍生息。“陈家大院”出了很多名人，除了细菌学专家陈文贵之外，还有著名外科专家陈文镜，以及陈文镜的女儿——著名国际影星陈冲。

陈文贵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生于1902年，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为日后学习医学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深受国学思想影响，性格刚正不阿，胸怀兼济天下的报国情怀。1921年，陈文贵考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弟弟陈文镜也跟随他一起陪读，修完两年预科课程后，转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学习。在学校期间，陈文贵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热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陈文贵当选为学生会会长，他组织和支持学生罢课，参加声援北伐的游行集会，被校方视为“赤化分子”列入“黑名单”，他只得前往武汉寻求出路。

1927年，北伐军新成立第11军24师，师长为北伐名将叶挺，经该师卫生处处长伍善同引荐，陈文贵担任该师卫生队队长，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陈文贵与部队失联，回到了永川，后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读书，1929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担任了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1930年，陈文贵转入协和大学细菌系，专门进行细菌学研究。随后两三年间，他撰写的《噬菌体对霍乱细菌的分解》《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刊物上。

1934年，国民政府卫生署急需防疫专业人才，卫生署派陈文贵筹办西北防疫处，在这期间，国联卫生组织的史丹巴顿博士在西宁考察并帮助筹建青海省卫生实验处，考虑到陈文贵的英语和专业水平能够与巴顿博士沟通，卫生署派他陪同考察。考察结束后，经巴顿博士推荐，陈文贵受聘于国联卫生组织，担任南洋公共卫生视察员，前往印度、印尼等国考察鼠疫疫情，研究防治措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军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三支防疫大队，选任陈文贵担任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在南京期间，经国际防疫团的德国人兰度雅联系，陈文贵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会见了廖承志，廖承志欢迎陈文贵去延安考察，并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陈文贵率队前往西安，组建了第一防疫大队，在宝鸡、潼关、郑州设立了3支防疫分队。1937年12月，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带领下，陈文贵用军用卡车运送了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到延安，还在延安组建了第四防疫分队。后来因特务告密，他的大队长职务被撤销，他愤然离开了国民政府军医署。

后来，陈文贵在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教授，针对贵州地区多地发生霍乱、鼠疫等疫情，他用土法研制和生产了大量疫苗，对遏制疫情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中国红十字会得知情况后，帮助他筹建了一个血清制造室，生产各类疫苗，解了民众的燃眉之急。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曾透露：“父亲对医学态度十分谨慎，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哥哥、姐姐身上进行人体验证，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用于救助民众。家里人知道父亲从事的是人类的崇高事业，大家都很支持他。”

在抗战期间，陈文贵的血清制造室生产了大量疫苗，解决了抗日军民防疫所需，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场。

冒着敌机轰炸危险

在战场上收集美军细菌战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战场进行了大规模细菌战，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担任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在战场上，陈文贵冒着敌机轰炸和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证据，用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杆菌、伤寒杆菌等病原体，用确凿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先后派人奔赴朝鲜实地调查和收集证据，对提供事实证据的陈文贵表示钦佩，一致签字认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

1952年12月，陈文贵随宋庆龄前往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会上，陈文贵以中国代表团成员和细菌学专家的身份，出示了美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并用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军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为了表彰陈文贵的功绩，朝鲜特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回国后，陈文贵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61年，他从北京回到家乡，在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师者风范和爱国情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1974年，陈文贵在成都逝世，享年72岁。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这样评价他：陈文贵有着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对我国医学微生物学和防疫事业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如今，在永川博物馆，塑立着一尊陈文贵雕像；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也塑立着一块刻有陈文贵头像的卧式长碑，记录着他的生平事迹，这是后人对这位杰出科学家最深切的缅怀和最崇高的敬仰。（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