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夏梦洁

站在木府重檐下，我倚窗听见了铜铃声，那声响穿过丽江木氏土司元明清三代二十二世的风云，透进我的耳膜。铜铃随风轻摇，絮絮地讲着六百多年来的纳西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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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府石牌坊接我们的导游，是一位高个子年轻小伙，大眼睛、高鼻梁在他黝黑发亮的脸上很耐看，上身穿着麻制的白色无领对襟短褂，衣襟、袖口处有简单的蓝色绣边，皮带紧束着裤腿肥大的黑裤子，腰间挂着布袋儿，未经特别修饰，都是自然的纹理。

见我总盯着檐角的铜铃看，他便笑道：“铃子可不只是装饰，木氏土司当年守着丽江，还靠它传过消息。”

说到木氏土司，就避不开木增土司在位的26年，那是纳西族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明万历年间，边疆局势动荡不安，木增土司为守住丽江，带着纳西将士在玉龙雪山下扎营三个月。那时木府的铜铃，每天都会按时响起：清晨响三下，是告知土司府边境无事；傍晚响三下，是盼着将士平安归来。阿勒邱夫人在府里，听见铃响便心安，若是铃音乱了，就会朝着雪山方向静静凝望。

除了肩负着守护丽江百姓与疆土的重任，木氏土司也坚守着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战事吃紧，木增慷慨解囊以马帮驮着一万两金银进贡京城，万历皇帝明神宗喜言：“丽江遐荒之臣，闻讨贼之举，助饷至以万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尝，宜加三品服，以示风劝。”而后明神宗赐“忠义”二字以彰其忠心，如今石牌坊依然矗立在丽江城里木府门前。明天启二年（1622年），木增不仅以财物支持，还上疏进言，提出十条恳切建议，内容涵盖敬天法祖、修身爱民、广纳贤才、明辨是非等诸多方面，这些建议得到明熹宗高度赞赏，评价其“简而切，旨近而远”。据《明实录》记载，木氏进贡多达18次，始终承担入朝受封、差发、贡赋、征调运筹粮草等义务，积极协助征剿平乱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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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纳西的忠诚是坚守，那文化便是自由。

也许只有在木府的玉音楼里，才能看到如此博采众长又自成一体的精美壁画。在这些抢救性修复的明清壁画上，可以看见佛道儒及纳西本土神灵共绘一墙，可以看见汉族绘画的线条与写意、藏族绘画的重彩与金碧辉煌、纳西绘画的粗犷与浪漫。站在壁画前，那些藏式祥云纹、纳西蛙神图腾、东巴文装饰纹样，让我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大生命力。

除了壁画，万卷楼也是木氏在丽江地区奉行“兼收并蓄”宗教政策，实行“顺俗施政”“顺俗施化”治理方式的生动见证。

据说，木氏土司不惜重金搜集各类书籍，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传授汉文化，使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检书》诗云“万卷浑如邺架藏，清藜小阁满云香”，生动描绘了当年“万卷楼”藏书之盛。应木增之请，徐霞客受托修志、举荐名士、指导其子木宿写作。后来知晓徐霞客考察途中积劳成疾、两足俱废，木增派遣纳西壮士用滑竿护送其返回江南，这不仅是纳西族的礼遇，更是其对多元文化的真诚和接纳。木府时期环境的宽松和包容，极大促进了丽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木增曾聘请西藏高僧到丽江，编校刊刻藏文佛经《大藏经》，历经九年刻成108卷，其中一套捐给西藏拉萨大昭寺成为镇寺之宝。

纳西族人的自由，从他们的文字也不难看出。东巴文，一种“见木画木，见石画石”的古老文字系统，也是世界上极少数依旧使用和传承的“活着的象形文字”，它朴素如画，“山”便画作山、“水”便画作水、“人”便画作人，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字表达本身的自由度。比如“爱”便是两个小人相对、心有缠绕，心有灵犀、无需多言；比如“路”便是蜿蜒延展的曲线，既是眼前路、也是人生路。记载纳西族的神话、史诗、仪式、医药等，是“活着的古籍”。即使不懂纳西语，也能从东巴文里猜出大意，这种浪漫的自由度更直观地穿透时光、民族、语言的壁垒，传达最直接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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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的天总是多变，走到三清殿，一阵雨袭来，玉音楼、光碧楼在雨里渐渐模糊，一位披星戴月披肩的纳西族阿姨穿着布鞋在廊道里躲雨。雨声渐渐盖住了一切，而我心中的铃声长久地响动着，我何以有幸在这铃声中见证，一个民族在“坚守”与“自由”之间，踏着那条智慧绳索走出自己灿烂的文明之路？又何以有幸，被“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叙事所感动？

雨滴顺着屋檐汇成细流，滴落在我手背上，忽然想起方才见过的东巴文字，“想”字被画成一颗从心里钻出的缭绕云气飘向远方。我掏出手机，将那幅写着“想”字的图画，对准雨帘仔细拍下，发送给千里之外我爱的人。我知道，他一定能懂，就像千百年前任何一个纳西族人一样都能看懂。这枚古老文明的字符穿越了雨幕和山河，携带着我无法用言语承载的想念投递到另一颗心里。我们共勉，所有的坚守都是为了通往内心的自由，而最活泼的自由就藏在最温柔的坚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