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

市面上的枣子又堆满了街头，一辆辆三轮车上，青枣垒得如小山似的，在秋阳下泛着淡青色的光。那些枣子饱满、光洁，像少年人未经风霜的脸，洋溢着青春特有的微涩与生机。

我站在小摊前，忽然有些恍惚。这青枣，是从哪一年开始，悄无声息地流入我们这座小城的？我已记不清初尝的滋味，只隐约想起那口感是发泡般的脆，甜味很淡，涩意依稀。

多年来，我竟一直不知，枣子原是秋天的果实。童年贫瘠的认知为我构建出一个固执的世界：枣，生来就该是暗红色的，表皮布满皱纹，如老人沧桑的脸，入口是近乎甜腻的绵软。这印象，来自母亲的中药罐。

从我记事起，母亲身体就不好。那时我们家住在南渠河，南渠河和十字街的交会处就是中医院。那时中医院又小又暗，可里面坐诊的老先生，却仿佛被药香熏出了仙风道骨。母亲有了小病小痛，就去中医院挂个号，让某个老中医给号个脉。一番“望闻问切”后，老中医在纸上一通龙飞凤舞，我妈就起身去药房按单子抓回几副药。

母亲熬药前，总会先把纸包里的药材倒进水里浸泡。有一次，我在那些草根间，发现了几颗暗红色的果子。母亲仔细拣出来，用手帕擦净，分给我和哥哥。我小心地咬了一口，表皮已浸透药味，可内里的果肉却异常甜软。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甜味是孩子们最珍贵的奖赏。“这药好吃！”我说。母亲笑了笑：“这是红枣，做药引子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红枣”这种东西。

蜂窝煤炉上的旧瓦罐终日冒着热气，“咕嘟咕嘟”地响着，像一声声疲惫的叹息。草药的特殊苦香渗透了家里的每一寸空气，连日子都被熏成了黄褐色。此后，母亲每次抓药回来，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翻找那些红枣，象征性地擦两下，便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当表皮的药味褪去，那种纯粹的、毫无保留的甜，便成了灰暗日子里最明亮的光点。

母亲病了好些年，后来她每次喝完中药，端着空碗背对着我要缓好久才说话。我那时认为红枣只能出现在中药里，因为中药太苦，是医生用来压制苦味的。就像小时候我每回喝完汤药，就马上放一颗冰糖含在嘴里。

我问母亲中药里没了红枣会不会更苦？母亲摇头说不会。父亲说会影响药性。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挑过母亲中药里的红枣来吃。

长大后，我在各式糕点、八宝粥、银耳汤里一次次遇见红枣。它像我生命中许多缺席已久的事物，在清寒的岁月里沉默退场，又在我足够年长时，浩浩荡荡地回归。

直到某个秋日，我站在街角，看着那些青翠的枣子，才恍然惊觉：原来红枣也曾青翠过。它并非生来就满面风霜，也经历过青涩的光阴。由青果走向红熟，从脆涩熬成绵甜，像极我们的生命，在岁月的文火慢炖中，渐渐品尽人间真味。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