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

电视剧《生万物》的热播，将一代人的命运与土地之间的羁绊，重新推入公众视野。该剧以1926至1986年的鲁南天牛庙村为背景，透过宁、封、费三大家族两代人的命运流转，勾勒出农民与土地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感连结。他们在天灾人祸中挣扎，也在时代更迭中坚守，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更是精神与信仰的寄托。

这让我不由想起自己的非虚构作品《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与兴隆场》中所记录的图景。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女孩伊莎白（中文名饶素梅）与中国姑娘俞锡玑一同走进四川璧山的兴隆场（现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她们以脚步丈量土地，以纸笔记录真实，也在无意间叩响了中国人深植于土地之中的集体心灵。

土地之上，活着已是全部

在天牛庙村，佃户们整日在田间地头劳作，生活依旧艰辛困苦。那时的他们，唯一想的是减租减息，是永佃。因为只有耕种土地，他们才有活命的机会。一辈子用心伺候土地、视地如命的封二，临终前动情地说：“地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它亲，还是对它诚，它心里面都有数。你要是对它亲、对它诚，它用收成来报答你……”这份遗言，仿佛是他与土地曾经的心灵之约，也是为子孙延续的永久契约，让观众为之动容。

西南一隅的兴隆场，是一片茅莱山与云雾山之间的狭长山谷，面积不足二十平方公里，却承载着近8000人的生计。上世纪上半叶，兴隆场既经历着天灾，也经历着人祸，这里的百姓和中国大地上无数百姓一样，在兵荒马乱的苦难中煎熬活着。

两位姑娘在调查中看到乱世中的兴隆场最残酷最惨烈的生活真相：为数最多的贫苦百姓构成了兴隆场这座金字塔的庞大底座，他们仅有一小块地，甚至一无所有，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苟活于乱世，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有一小批中等人家，生活勉强过得去，共同支撑起最上头的一小撮富人。而兴隆场上的大地主、掌权者勾结在一起，压榨百姓，欺上瞒下，无恶不作。

对兴隆场的绝大多数百姓来说，最基本也是最艰难的就是两个字：活着。他们竭尽全力劳动和抗争只为活着。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身份认同、家族记忆与文化延续的载体。在这里，人与地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血脉的连结。兴隆场人春耕秋收、夏耘冬藏，如同时钟般严谨，也如陀螺般疲于奔命。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土地上反复雕刻存在的痕迹。

牛与庙，信仰的两面

《生万物》里，封二花三块银元买下一条独角牛。牛对于他来说，不但可以耕地、犁地、拉货，还能为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当独角牛牵回家后，封二高兴得像个孩子，精心伺候，还牵着牛在村里骄傲地转悠，因为有牛，封二觉得日子更有奔头。

在兴隆场，伊莎白、俞锡玑在识字班给孩子们上课时，发现有孩子没来上学，原来是他们留在家里放牛了。春夏秋三季，牛牵出去，丢放在荒山、荒坡、路旁，随它吃青草，只要不到田里啃庄稼即可。但到了冬季，万物枯萎，那就必须要给牛准备草料，到山上去割牛草，一背篼一背篼背回家晒干，放好，准备牛过冬的饲料。所谓“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境，面对生存困境，从不存在。养牛，是农家生活艰辛的写照。

兴隆场的养牛户把牛看得比命还金贵，都会专门建牛棚，并且防偷牛贼。

牛是土地的开掘者，是农民活命的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她们还注意到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另一个符号：土地庙。

伊莎白一一数过来，小小的兴隆场竟然有79座土地庙。这些土地庙，谈不上“庙”，更多是简陋的神龛。里面端坐着土地公公（俗称土地神）和土地婆婆。这些土地公婆雕塑得平和中正，慈眉善目，望之像家中长辈，很有亲切感。每个土地公婆前都有焚烧过香烛和纸钱的痕迹。面对这些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伊莎白常常发愣，俞锡玑也静静地站在她身后。伊莎白思考着，土地是万物之本，这些土地庙，对农耕文明的国家，也许就是农民的信仰吧？

伊莎白的关注，直抵中国人深潜于内心的对土地的热爱与信仰。兴隆场人借对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表达情感，其实表达的是对土地的热爱。江山社稷，一句话，那就是土地。伊莎白试图弄清两者关系，所以，她踏遍兴隆场的大路小道、田间地头，渐渐理解了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以及人们希望通过自己在土地上艰辛劳作，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

后来，两位姑娘还登上茅莱山，在山顶看见一座非常出名的土主庙。土主庙供奉着威震四方的璧山神赵延之。逢年过节，兴隆场人都会到这里来烧香祈祷。

土地是农民匍匐在地亲吻的信仰

《生万物》中，我们看到很多镜头，比如封二捧着刚刚翻过的泥土，深深嗅着，沉醉地说：“香啊！”还有大量充满仪式感的劳动镜头——封二用粗糙的双手捻土辨墒情，赤脚深深陷进春泥，播种前领着乡民举行浓重的祭拜仪式……很多细节充满了对土地的热爱和敬畏。土地是万物的母亲，也是活着的依靠与死后的归宿。

在兴隆场，伊莎白看到了乡亲们对土地艰辛付出劳动的场景，也看到他们对土地神的敬奉，土地神成了百姓心中的万能神。

然而信仰愈是炽热，现实愈是荒凉。

站在茅莱山顶，伊莎白曾向俞锡玑发问：“这么多庙，这么多神，可哪一座真正救得了他们？”香烟缭绕的背后，是民生日益艰难、社会日益溃败的现实。神祇无言，百姓依旧水深火热。

她们意识到，再多的土地庙，再虔诚的跪拜，也挡不住天灾人祸、战乱剥削。这份信仰虽可以慰藉心灵，却难以改变现实。兴隆场人所求的，并非缥缈的来世，而是实实在在的温饱与太平。

那么，谁才能真正拯救这些依附于土地、挣扎于生死之间的普通人？哪一种力量，才能带领他们走出苦难的循环？

伊莎白与俞锡玑最终离开了兴隆场，但她们带走的，不仅是一叠叠调查表、一张张统计图，更是一种对中国乡村与土地文明的深刻理解。这些疑问，将伊莎白引向更广阔的中国现实，也促使她在日后坚定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同行。在中国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外国老人，终于明白，兴隆场人膜拜的从来不是泥塑的神像，而是土地本身。土地是他们匍匐在地仍要亲吻的信仰，是刻进骨血的身份，是生死不离的故乡。就像《生万物》中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既有依赖与眷恋，也有抗争与解放。中国人对土地的信仰，从来不只是宗教行为，更是一种生存哲学、政治理想与文化认同。土地是命脉，是认同，是祖辈的记忆，也是后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