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权

20世纪70年代初，我入了村小，有了一个军用挎包般的新书包。这个仿制品引来了小伙伴们的羡慕，他们大多还挎着老旧且打了补丁的布书包上学。

那时农村条件落后，村里没钱修学校，只能将村保管室、会议室改成学校。我们学校在邓家祠堂里，已算不错了。

邓家祠堂依坡而建，前低后高，四面青砖围墙，内设上中下三个大殿。堂前是一块泥地平坝，坝边有一排绿油油的柳树，长长的柳枝随风飘扬。祠堂围墙高度约六米，墙面青苔斑斑，砖缝中还长出了野草。祠堂的大门，门框由粗壮的方形石柱组成，两边石柱上雕刻有长长的对联。祠堂的门槛很高，入学那天，我费了好大劲才迈过去。

祠堂改成村校后，下殿的厢房、上殿的大厅和厢房便成了教室，中殿的厢房则成了教师宿舍。我们一年级新生招了一个班，有三十多名学生。教室就在上殿的大厅里，三面木板墙壁，中间立着四根粗大的圆木柱子，黑板、课桌摆在其间，格外宽敞明亮。

尹来安是我的启蒙老师，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一脸络腮胡子，花白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他上课的教具除了课本、粉笔，还有一根与三尺讲台差不多长的教棍。上语文课时，尹老师将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然后一手拿课本一手拿教棍，从讲台到教室边走边示范朗读课文，随着脚步的节奏摇头晃脑，川味浓浓的朗诵声抑扬顿挫，每一句末字都拖着长长的尾音。尹老师虽自我陶醉在朗读中，却能用眼角余光瞄准开小差的同学，边朗读边走过去，举起教棍敲一下对方的脑袋。小小警告之后，继续朗读直至课文结束。

三年级的时候，尹老师被调到其他学校去了。新来的李国树老师四十出头，瘦高个，平头短发。李老师温和亲切，没有教棍，不体罚学生，用普通话上课，很受我们欢迎。李老师还喜欢打篮球，他争取村里支持在土坝子上安装了简易篮球架，将原来的操场变成了篮球场。以前我们上体育课只是在操场做一下广播体操，然后自由玩耍，李老师的体育课除了做操，还教我们打篮球，让我们体验到了运动的快乐。

那年春季，家乡突发大面积虫灾。李老师领着全班同学去附近生产队地里捉虫子，上一堂有意义的劳动课。我们的捉虫工具是从家里带来的竹筷和玻璃瓶，可看着胡豆苗、豌豆苗上蠕动的毛毛虫都有点害怕，不敢动手去夹。李老师鼓励大家，并说如果大家表现好，中途休息时就讲一段水浒故事。听说老师要讲故事，我们的积极性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李老师信守承诺，劳动间歇给我们讲了“鲁智琛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双双小巴掌都拍红了。

学生时代，老师家访是一件大事。下午放学后，老师会时不时安排一次家访，与家长沟通。老师来家里，学生和家长都很高兴，恭恭敬敬地把老师迎进门，递上扇子、端来开水。有的学生家里酿了醪糟，家长还会给老师冲上一碗红糖醪糟水。家庭条件再好一点的，则会用水煮荷包蛋来待客。

腊月间，家里杀年猪，在乡粮站工作的父亲提前一天赶回来，叫我去请老师第二天来家里喝刨猪汤。第二天杀了年猪，母亲和大嫂在灶房忙碌一上午，香喷喷的刨猪汤端上饭桌。老师和父亲端坐上席，全家人举杯向老师敬酒致谢。老师边喝酒吃菜，边表扬我品学兼优。我坐在下方，脸上红红的，心里自是得意。

家里到村校的乡间小道高低不平，不少同学缺少鞋穿，除了冬天平时大多赤脚上学，脚底磨起了厚厚的茧子。

中午一点放学后，我们饿着肚子回到家才能吃上午饭。吃食以苞谷、红苕、洋芋、麦粑等粗粮为主，配上一点蔬菜或咸菜。米饭和肉食，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奢侈享受。

即便如此，我们仍像一群快乐的鸟儿。那时上学课程少，作业也不多，放学后我们会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放牛，或一起打猪草、拾柴火。干完家务活，就是我们玩耍的时间了。我们的玩具很简单，风筝、弹弓、陀螺、铁环、香烟盒、纸飞机等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简单又好玩。我们还喜欢玩集体游戏，比如跳绳、藏猫猫、滚铁环、打水漂等。男孩子胆大，偷偷下河洗澡摸鱼、上树掏鸟窝，惊险又刺激。

一晃离开家乡数十年。去年春节回老家，想去看看当年的村校，没料到村校已撤销好几年了，再也不见当年的影子。那段难忘的经历，成了我最宝贵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