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显涪

1987年，我调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春秋》杂志社当记者。进入杂志社的第二个月，领导就安排我采访《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那是一次我终身难忘的特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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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山恐怖的竹梆声

没有开场白，也没有任何寒暄。杨益言开门见山，以第一人称讲起了他的故事。

1948年8月的某一天，我在朝天门附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那天，我正走在路上，头上突然被蒙上一块黑布，然后被推上一辆汽车，还没等我坐稳，车子就仓促启动，朝着远方驶去……

我在车上不知被颠簸了多久，突然四周传来恐怖的竹梆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呀，充满着阴森、可怕，令人恐怖。这声音在歌乐山的野林丛里四散飘开。汽车猛然停下，我被粗鲁地推下车，蒙住我双眼的黑布随即被扯开。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黑色的岩石和山谷，山谷间耸立着一个个阴森森的岗亭。那些令人心悸的竹梆声，正是从岗亭中传出来的。

黑沉沉的天空下，我看见手铐上的英文字符：MADE IN U·S·A。我被押进了竹梆声下的黑牢。

2

我的名字变成了258号

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特务全部身着美式制服，手拿美式枪械，旁边的桌椅上，用白色油漆写着“中美所”或“中美合作所”的字样。凶神恶煞的特务涌上来，对我全身进行搜查，然后宣布：“现在你已经没有名字了，记住你的号码，258号。”随即，特务厉声说：“这就是你的名字，这里绝对禁止用原来的名和姓，更禁止与任何人交谈，违者严厉惩处。”

我被押着穿过了响着竹梆的高墙岗哨，来到一处院坝。迎面是16间男牢房，对面不远处是两间女牢房。我被关进楼上的第二间牢房，牢房里有27张倔强、陌生的面孔，他们直盯盯地望着我，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我想：这是什么地方？那些不屈的面孔是些什么人？我心中突然感到很模糊，但又很熟悉。是的，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我和他们并不陌生。

1925年，我出生在重庆朝天门。中学时代在北碚兼善中学度过，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在同济大学上的电机系，一心想毕业后实业报国。一开始，美国人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可后来他们却帮国民党打内战，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不能在平静的课堂里坐下去了，全国青年掀起反内战、反迫害的高潮。1948年初，同济大学的热血青年聚集到上海外滩英国领事馆门前，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炮口对准青年学生，飞机呼啸着从学生头上飞过……1948年1月28日，同济大学工学院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时我正在负责学联的汕印报编辑工作，我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但侥幸逃脱。可回到重庆后，我还是被特务逮捕了。

3

我受过酷刑，但什么也没说

一天，特务把我从狱友中强行拉走，对我进行了审讯。那是我受过的最痛苦过程，一是肉体上的痛苦，二是精神上的痛苦。我要坚持住，什么也不能说。我知道，狱中随时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我也有可能。即使这样，我也决不能屈服。我知道，敌人只掌握了我在大学办报的情况，其他情况他们并不知道。于是，无论他们怎么折磨，我就是咬紧牙关，只承认办过报，而且只是搞油印，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牢房的酷刑被竹梆声笼罩着，许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就是在特务的酷刑下牺牲的。那时的重庆酷热难当，我们只能在牢房里侧着身体睡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龙光章等9名战士在川鄂边被俘后，一路受尽折磨，关进渣滓洞时只剩他和指导员李泽两人。然而，这里的霉米饭、酷暑、疾病和蚊虫等非人的折磨终于把他们摧残垮了。龙光章被折磨至死的噩耗通过牢房的秘密孔道，传遍了监狱，人们愤怒了。我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并学会了使用秘密孔道。在斗争中我们认识到，只有大家不怕牺牲、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我也参加了绝食斗争，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

无奈之下，敌人答应给难友开追悼会。牢门全部打开，18间牢房的狱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追悼会场。黑布袜子撕成黑布条，做成了黑纱，胸前的黑色花朵也是用它做成的。女同志头上的白花，是白衬衫撕烂后做的。狱友们走到院坝中央，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脚步声。我们压抑着满腔怒火，站在放风场。刚满46天的“监狱之花”，也在妈妈的怀抱里，加入了追悼会的行列，她那大大的晶亮眼睛，头一次见到了牢房外的天空。

同志们的挽联是用一方方小草纸做成的，挂满了四丈多宽的高墙，风一吹过，发出“哗哗”的响声，那是哀悼难友的哀乐。挽联旁边，放着大家采集野花做成的花圈，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奠”字。此时，高墙上又增加了一排机枪，黑黑的枪口凶神恶煞地对着我们，但我们没有一丝害怕，依然把追悼会进行了下去。谁能相信，在这与世隔绝的集中营，竟然开了一个为革命者举行祭奠的追悼会。

我们悼念着为人民事业献出了生命的龙光章烈士，风儿伴随着龙光章的灵魂，在歌乐山的竹梆声中冉冉上升……

4

写作《红岩》的过程

我在渣滓洞被关押了几个月。1949年11月27日，我得到罗广斌的帮助，加上党组织的营救，最终得以脱险。

当时，我在放风的时候假装体能训练，罗广斌他们成功说服了一名叫杨钦典的看守，他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同意帮助我们，我们终于大难不死。脱险后的第一件事，我们想方设法联系解放军，让他们赶快去渣滓洞解救战友们。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我把署名杨祖之的文稿《我从集中营出来》送到重庆《国民公报》，四天后文章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系统讲述渣滓洞监狱发生的革命斗争，引起了轰动。1950年4月，我被分配到重庆团市委工作。1955年，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向英雄人物学习，重庆市委组织报告团，我和罗广斌、刘德彬等人参加了报告团。我们到自贡、成都、江津等地，巡回报告渣滓洞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讲得我热血沸腾。1956年，在哥哥杨本泉的建议下，我们向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请假两个月，在南温泉开始了文学创作。我们各自写出了自己熟悉的革命故事，然后汇集在一起，取名为《禁锢的世界》。当时，除少数稿件在《重庆日报》发表，其余的稿件没有发表。

1957年，团中央在讨论干部写作时，有人提出了这个题材，于是四川和重庆两级团组织提出，希望组织人员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经过讨论，重庆两级文联决定将此题材的创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向我约稿，而此时我正患严重肺炎。团市委为照顾我，安排我值守办公室，我就利用这三天难得的时间，以每天1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这篇稿件。后来稿件取名《在烈火中永生》，发表在《红旗飘飘》上。再后来，此文又在《北京晚报》全文发表。1959年2月，《在烈火中永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巨大。随即，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引起轰动。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在烈火中永生》这本书只有5万多字，内容过于单调，如果能写成长篇小说，必须进行重写。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党组书记朱语今亲自出马协调重庆方面，并指定专人联系我，用重庆集中营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经过市委组织部严格审查，不久确定了由我和罗广斌为《红岩》的创作者。我当时很惊讶，认为我的能力不够，担不起这副重担，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但组织的决定还得服从。1959年2月，我和罗广斌汇集到上清寺的中山四路81号，正式开始了小说《红岩》的创作。

5

采访杨益言的后话

对杨益言个人的采访告一段落后，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又有幸采访了杨益言的夫人何明杨。

何明杨回忆说：“接到写作任务后，杨益言压力很大。创作愿望和实践矛盾经常困扰着他，他睡不着觉，就半夜起来翻找写小说的资料。”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也说：“杨益言他们写得很苦，初稿写出来后，很不满意。”

后来，我又采访了当时的编辑王维玲。据他回忆，初稿写成后，杨益言和罗广斌对书中的人物塑造很不满意，《红岩》几乎就要半途而废，但大家都对这部小说抱有很大期望。各方通过不同方式，给两位作者打气，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1960年夏，重庆市委组织部安排杨益言和罗广斌到北京，参观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的电报手稿，这给了他们极大启发。杨益言说：“我们看后觉得，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考虑小说的谋篇布局，以及人物塑造。”

1960年冬，新的创作开始了。他们写作的地方没有暖气，脚冻僵了、手写僵了，没有加强营养的食物，可想起狱中革命斗争的战友，他们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创作热情。那年冬天，他们还专门到华蓥山武装起义的革命遗址，重踏先烈足迹，收集人物故事、探访英雄事迹，丰富小说情节，当时正在武胜采风的著名作家沙汀和艾芜与他们见面，共同研究，修改稿件。

1961年12月，这部历经坎坷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会反响强烈，后又多次印刷，总销量远超1000万册。

《红岩》作为一部革命题材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一代中国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