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明

前日读一篇文章，配图两张。红彤彤的野地瓜圆滚滚的，安静地躺在墨绿的叶子上，像泥土里一个羞怯的梦。我的呼吸突然停住了——是它，就是它。这个名字在心头滚过，那些带着泥土气息与草木清香的往日，便哗啦啦地涌到眼前。

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度过的。那时候日子清贫，孩子们的肚子总是空落落的。田埂、山沟、河滩，就成了我们天然的零食铺子。而我和妹妹，最着迷的就是刨野地瓜。

乡下的野地瓜并不难找。这种谦卑的藤蔓植物和无花果沾亲带故，不像别的果子高高挂在枝头炫耀，只肯贴着地面悄悄生长。它们像是大地藏起来的私房糖，一粒粒，都是甜的。一放学，我们就像两只撒欢的小狗钻进山沟。弯着腰，在草丛土块间仔细翻找。眼睛亮亮的，鼻子灵灵的，小手急切地拨开层层叠叠的心形叶子，就为了找那几个熟透的、泛着酒红色的果实。

找到了！心都要跳出嗓子眼。顾不上脏，用袖子擦擦泥就往嘴里送。那是纯粹的、野性的甜，软糯的果肉在齿间化开，仿佛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雨露都吞进了肚子。麻柳井、何家岩、学塘边、关山坡……这些地名，到现在念起来，还带着清甜的余韵。

我们顶着白花花的日头，着了迷似的刨着吃着，欢笑声像一群扑棱棱的麻雀在山沟里飞。但这甜蜜的探险里，也藏着惊险。有一回在王庄岩脚，妹妹一脚踩空摔下乱石岗，手心被石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混着泥，哭成了泪人儿。还有一回在关山坡，暴雨说来就来，我们无处可躲，淋成了落汤鸡。

母亲见我们心玩野了，作业写得龙飞凤舞，吩咐打的猪草也敷衍了事，就沉下脸不准我们再出去。可泥土下的诱惑，哪是禁得住的？我们仍偷偷溜出去。没过多久，也许是被暑气所侵，我和妹妹头上都生了疮，又痛又痒。母亲一边给我们擦药一边叹气：“看吧，野地瓜吃多了，毒气都变成疮长在头上了！”我们吓住了，看着彼此头上的脓疮，再想到红艳艳的果子，心里直发怵。这下真消停了。

可事情总有转机。一天傍晚，母亲割草回来，笑吟吟地从怀里掏出个手巾包，层层揭开——竟是满满一堆野地瓜，个个饱满红润。“吃吧。”母亲说。我们盯着那甜蜜，口水直流，脚却像钉在地上。长疮的滋味太难受了。母亲了然一笑，抓了两大把塞给我们：“傻孩子，只要是大人刨的，都不会长疮。”

这话像道光，瞬间照亮了我们心里的阴影。我和妹妹对望一眼，立刻狼吞虎咽起来。那软糯的甘甜又一次在嘴里弥漫，那一刻的满足，到现在舌尖还记得。从那以后，我们放学都安分了，认真做功课、割草，因为知道只要做得好，母亲就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带一包野地瓜。

直到许多年后，我们都长大了，才恍然明白，“大人刨的不会长疮”的说法，不过是母亲一个善意的谎言。她是怕我们着了迷，在山野里疯跑耽误学业，更怕我们像妹妹那次一样遭遇不测。她用她的智慧，将我们对野地瓜的念想，巧妙地转化成了努力做好分内事的动力。那包在手巾里的野地瓜，裹着的，是她沉甸甸的爱与牵挂。

如今，麻柳井、学塘边那些最爱长野地瓜的地方，早已铺成水泥路，建起了砖房。我的妈妈和妹妹，都因病离开很多年了。那些顶着烈日、翻着草丛、为了一颗野地瓜欢呼雀跃的时光，终究是回不去了。只有记忆里的甜，还像当年母亲手心里的野地瓜一样，温润如初。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