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姜孝德

当年的那场铁血抗战渐行渐远，虽伤痛已成往事，但一个国家在山河破碎时的空前团结、在腥风血雨中屹立不倒、在强敌面前威武不屈的精神，却永远不该忘记。今天，我要讲一个人带领一群人抗战的往事，他就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50工厂厂长江杓（bi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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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造枪炮

江杓，1910年出生在上海，后因父亲调职，举家从上海迁到天津。江杓的小学就是在天津读的。小学毕业后，他被送回上海，进入浦东中学读书。江杓中学毕业后，得到学校留学资金赞助，前往德国留学。江杓留学三年后便回到中国，去了沈阳大冶工厂工作。厂长冯庸非常爱才，听说江杓在德国还没完成学业，就资助他再次前往德国留学。江杓又学了四年，完成学业后，依旧回到大冶工厂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江杓不愿做亡国奴，便来到了武汉。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谋划大规模生产武器，以抵抗日寇入侵，得知从东北流亡出来一大批兵工人才，便立即着手选聘。因为有德国留学经历，江杓被顺利选聘，进入国民政府兵工署汉阳兵工厂任枪厂主任。1933年，他被调到兵工署筹办理化研究所。在这里，他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倡议并领导制定兵工署制图标准。有人评价说，江杓此举，对后来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理化研究所，江杓认识了同样曾在德国留学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并成为了俞大维的左右手。

1936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反蒋战争中失败，他苦心经营的潖（pá）江炮厂便归了南京政府。据说，这家炮厂总投资高达1100万大洋，引进的全是当时德国的一流设备。潖江炮厂如此重要，理当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掌控，于是俞大维想到了江杓。1936年11月，兵工署接管潖江炮厂。1937年3月至4月间，江杓作为接管负责人走马上任；6月，潖江炮厂清点完毕，更名为“广东第二兵器厂”，江杓任厂长。

1938年年初，江杓还没想明白如何发展炮厂，炮厂便遭到了日寇军机的轰炸，但好在损失不大。随后，江杓动员全厂职工“空室清野”，给机器换了个地方。不久，日机第二次轰炸，几乎把炮厂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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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搬迁路

1938年3月，兵工署下达搬迁命令，将“广东第二兵器厂”火速迁往四川。作为厂长的江杓理所当然地成了搬迁总指挥，责任重大。

从广东到四川，路途遥远，搬迁过程很艰辛。据《第50工厂厂史》记载，当时搬运的物资总重量为2000吨，有两个排（约70人）的军人负责押运，随行的职工160名及其眷属。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

第一站，把2000吨货物由广东清远运到湖南株洲。好在当年陈济棠建造潖江炮厂时，已经考虑了运输问题，这一段行程尽管艰难，倒也还算顺利。

第二站，由湖南株洲装船运往湖南岳阳。这一站的难点是船。千辛万苦找了30艘木船，装上2000吨货物。由于没能雇到拖轮，木船行驶要靠人力。最艰难的时候，得靠人力拖拉，一小时也走不了10里路。船到了长沙才雇到拖轮，30艘船被分成三组拖行。其中一组，在要到湖北石首调关时，出现了险情。由于江流湍急，拖轮将拖船的缆绳拉断，10艘木船失去动力，在江中随波逐流，横冲直撞，如果木船之间相撞，极易造成船毁货沉，后果不堪设想。首船的船老大黄田勋见情况危急，赶紧叫水手抛锚。殊不知，一艘船的锚根本拖不住十艘船。锚一落入江底，锚缆瞬间绷如弓弦，眨眼工夫就轰然断掉。拖轮紧急掉头，追赶在江中漂流的木船，最后有惊无险地把它们拖拽到江边。

第三站，就是把木船上的货物转至民生公司的大船上，然后过三峡，前往重庆郭家沱。

1938年底，搬迁工作才基本完成。

一边是浩浩荡荡的搬运大军，走铁路、过江河；另一边是辛勤寻觅厂址的人员，他们翻山越岭，找寻既能藏身又方便运输的地方。

最后，工厂为何会选在重庆郭家沱？《第50工厂厂史》里描述，这里前临长江，交通运输方便，后靠铁山坪，山高林密，易于隐藏。此外，在郭家沱还有一条外人不知道的峡谷——大溪沟峡谷。《第50工厂厂史》记载：“西南为江北县（今重庆江北区）属之小市场曰锣旗寺，附近有广坝一方，约五千平方公尺，中有一大溪沟一道，东北蜿蜒深入，两岸高山夹耸，地形狭长，利于隐蔽疏散。”寻觅厂址的人，甚至还考察了郭家沱的山崖，是否适宜打洞做隐蔽车间。

当时，工厂在江北郭家沱征地4805亩，在南岸大兴场征地676亩。选定地址后，报经兵工署同意，然后便开始建厂。一切从简，力求尽快恢复生产。厂房以竹筋夹泥墙为之，重要设备放到山洞里。1938年底，器材搬迁完毕，1939年3月即恢复生产，简直就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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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立奇功

《第50工厂厂史》介绍，第50工厂主要生产37战防炮、60迫击炮。此外，还有多种炮弹。仅以数量而论，第50工厂生产的炮，数量并不大，截至1945年，共生产37战防炮94门、60迫击炮3400门。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当时的艰苦条件，你就会对他们另眼相看。

我们以生产37战防炮为例来说说。

1938年5月，兵工署命令第50工厂试制37炮，于是派李式白率员前往德国克兰公司购买100门战防炮的原材料。一切办妥了，但受战争影响，运输十分困难，直到1941年第50兵工厂才试制成功第一门37炮。其实，困难还不止于材料，设备与技术也是一大困难。当年在厂里造炮的工人何兴元回忆：“当时没电炉，37战防炮要开炮管膛线，得先用柴火将炮管烧软再开，有时上面半截开出来了，下半截却冷凝了，炮管就得报废，真心痛啊！”军事专家说：“37战防炮是当时最优良的战车防御武器，最大射程6000米，400米内可击穿40毫米的钢板。”当时，日寇坦克的装甲几乎都没有超过20毫米，只有97式中型坦克的装甲才达到25毫米，但也抵挡不了37战防炮的炮弹。当时有种说法，37战防炮打坦克，就像筷子穿豆腐，一戳就透。

第50工厂的制造能力虽说是按制造德国制式105榴弹炮而设计的，可是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炮件全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后来国外供应线断绝，国内又无钢铁工业可以提供造炮材料，全厂曾经处于停工待料的境地。曾任职于兵工署并在第50工厂从事过武器研究的王国章说：“1939年，第50工厂生产设备全部安建完成，可以投入生产，但是后方没有钢铁工业，制造火炮的材料没有来源，全厂停工待料。江杓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军械库里积存的废15厘米迫击炮炮筒全部搜集起来，将口径统一成为153毫米，并新设计带有缓冲装置的炮架，作为重型武器供给抗日战争，这样使得制炮所有了生产任务。又为新153重迫击炮设计了炮弹，交由弹夹所生产，使得全厂有了生机。”截至1945年，共改造153迫击炮281门，生产炮弹74600颗。

为了能给前线将士多提供武器，工人们都在拼命工作，那时的郭家沱，夜夜灯火通明，机械转动的声音在峡谷里轰鸣，非常壮观。

说到生产，老工人都会想起江杓。何兴元说：“江厂长身材高大，脑壳顶顶长一撮白毛，人有本事，就是脾气躁。现在想来，战时军品任务重，江厂长压力大，脾气也大呀！”

由于西迁后复工及时，重庆造火炮首次立功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941年12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中国军队以13个军进行防御。是役从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历时23天，第50工厂生产的150炮和第21兵工厂生产的82炮大批送上前线。“中国守军将这些炮放置在岳麓山上，加上原重炮10团的榴弹炮，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会战共消灭日军5万余人，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参战的10万川军也配备了重庆造火炮，打得凶狠，以致日军不敢再犯长沙！”

曾在第50工厂工作过的郑光宇说，第50兵工厂的火炮在滇缅战场上也打得很好。远征军老兵杨克南说：“我当时所在的第8军，60炮已装备到连队，每连4门，火力超过了日军。”他还说，60迫击炮全重18公斤，一个人背着行军，完全不是问题。据介绍，20万远征军配备了上千门重庆造火炮，无论在松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不会忘记第50工厂的功劳！

江杓在第50工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他到广东第二兵器厂算起，也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1936年到1941年。

1941年，兵工署派遣江杓到美国担任兵工署驻美代表。江杓走后，由兵工专家丁天雄担任第50工厂厂长。丁天雄最显著的功绩是带领团队仿制或改良武器。1941年3月，丁天雄担任厂长，6月开始仿制60毫米迫击炮。丁天雄亲自挂帅，带领由专家组成的设计组，参照法国布朗特式迫击炮全套设计图样，自制样板工具，同年秋试制成功。60毫米迫击炮每分钟可发射18发炮弹，最大射程约1500米，重量仅18公斤，单兵可背负远行，有人说它是“单兵的重武器”，可以打到步枪打不到的物体，也可以越过障碍攻击敌人，并且在对付日军的掷弹筒时有明显的优势。于是，它迅速成了中国军队抗日的利器。1942年7月批量生产，每月可生产100门。这种武器太好了，部队需要量极大，于是兵工署又下令让第10工厂生产。到了中国远征军出征的时候，每个连就配备了60毫米迫击炮4门。

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讲述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记住重庆兵工人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