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

铁柱窗户外，热辣辣的太阳炙烤着茂盛的楠竹林，像大人在惩罚不听话的娃——不许动、不许说。偶尔有风吹过，楠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在抗议。

堂屋内，母亲穿着白底红花的棉绸衫，慵懒地躺在竹凉椅上，眼睛微闭，双手放松地举到头顶。我坐在一旁的木沙发上，盯着母亲那双枯瘦的手发呆。她年轻时，手心虽有很多茧巴，但手背肉嘟嘟的。儿时，我们时常提奶奶手背的皮玩，她满脸褶皱，慈祥地望着我们微笑。母亲的手什么时候也变得和奶奶一样了呢？这些年她变老了，但具体老在哪，我从来没留意过。

“晓丽，我们去炒花生嘛！”母亲突然坐起身说道，眼里泛着光，像一个小孩突然说想吃糖。“又没过年，炒啥子花生嘛！”我被母亲的话惊到。记忆中，只有除夕夜，父母才会围着灶台用大铁锅炒花生、瓜子。看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就围着火盆，一边吃花生、瓜子，一边看节目，也不能吃多了，还得招待春节期间来的客人。

“八月十五，为我屋妹儿过节嘛！”母亲说完缓慢地站起来，弓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后门走去。母亲的背比去年又弯了不少，我的心咯噔一下，仿佛丢了什么。母亲一身命苦，十多岁就上山挑煤炭挣钱贴补家用。外婆家娃多，劳动力少，母亲是老大，没法。母亲的肩可能在那时就被压变了形，后来嫁给父亲，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她和父亲长年累月在田里劳作，肩挑背扛，背也就没有再直过了。

“别人都是打糍粑，哪有炒花生的嘛！”我边往灶屋走边小声嘀咕，说完赶紧用手捂住嘴，幸好她没听到。

“哐当”一声响，像是打开铁门的声音。我小跑出去，以为来客了，一看柴房的铁门半开着，不见人，只听到嘁嘁唆唆的声音，我以为是贼，心提到了嗓子眼。却看见母亲抱着几截木材出现在柴房门口。她弯着腰，一手抱着木材，一手扶着门框，小心翼翼地，生怕有闪失。柴房离地面约1米高，父亲用几根两尺来长的厚木块，靠着柴房的墙码成两列，搭一块只能放一只脚的木板当梯子。母亲的脚踩在木板上稳稳地，身子还是晃动了一下，我箭步上前扶住她的胳膊。“没事，就晃一下，不会摔的。”母亲安慰我。

我接过母亲手中的木材，感觉沉甸甸的。没等我把火点燃，母亲又端着一大撮箕花生来了，得有3斤多。那些花生和土地一样的肤色，个头差不多大，胖乎乎的，像可爱的小版葫芦娃。

今年花生丰收了，八月里的一天，回家看见一地坝晒的全是花生，我高兴极了，捡了几颗半干的剥了壳就吃，瞬间泥土的味道填满唇齿。年少时，大人为了防娃儿偷花生，把花生装在簸箕里放到瓦房上晒，但娃儿都是鬼精灵，趁大人上坡后，搬凳子搭梯子，上房抓花生，只要把剩下的花生摆均匀，就不会被大人发现。有时，母亲会把挑选后差一点的花生放在火锹上，放进灶膛里，架在柴火上炕。火大了会炕糊，哪管糊不糊，那年月填饱肚子就行，何况还香得很。母亲除了在灶膛里给我们炕花生，还在铁锅里炒干胡豆、洋黄豆和苞谷子给我们吃，那些零食在我们嘴里，被嚼得嘎嘣响。那时农村娃没有零食，母亲刀子嘴豆腐心，一边骂我们，一边又变着法子给我们弄吃的。

花生好吃，可种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沙地的产量高、个头大，这些都是农民种出来的老经验，比如石骨子地种洋芋和红苕更好。父辈对土地的感情，我们怎能知晓？那是一生陪伴，一生依赖，一生感念。有一年，父亲种的花生，藤叶茂盛得很，到收获时，一窝里却没有几颗。那次，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才知道是粪泼多了，肥了枝叶。那年过年，我们看着别人家小孩吃花生时口水直流，只能一次次咽到肚子里。

“摘这么多花生，爸爸不说你吗？”我打趣母亲。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会的，你们吃，他不会说。”我仿佛看见父亲黑着脸，望着躺在簸箕里的花生，满眼可惜。

母亲在柜子里找了一包盐，倒一半在铁锅里，嘴上还喃喃道：“晓得够了不？”说完，又拿出盐罐舀了几勺倒进锅里，用锅铲不停翻炒，待盐被炒热后，端起那撮箕花生倒进锅里。带壳花生被太阳晒得干枯，柴灶里的火不能太大，否则花生外壳焦了，花生米还没有香脆。炒花生还要有手劲，手拿锅铲不停地在锅里铲、推、拉，身子微微向灶台倾，锅里不时会发出刺耳的嗞嗞声，那声音让人听起来极不舒服。翻炒数十回，花生由土黄色慢慢变焦黄，香味就出来了，满屋子飘，从窗户跑出去，仿佛要去告诉别人我们家在炒花生。母亲用锅铲铲了一颗，放到左手上，可能是被烫到了，又飞快地抛到右手，又从右手抛回左手，还不停用嘴吹。稍冷一点，她就剥开壳，里面还在冒热气，穿红衣的花生米像子弹，像枣子的核……我想起了有关花生的谜语——麻布罩子麻布床，里头住个胖老娘，打一什么？这个我们儿时经常猜的谜语，说的就是花生。

母亲让我张开嘴，香喷喷的花生米就进了嘴里。嚼一下，酥酥、脆脆的，美到了心里，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惦念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