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东

山河已入深秋，忽有少年故人像风从心上吹过，把我又一次吹回梦里的古花。

我少年的足迹，像零散的碎石，散落在南川南边的山河沟谷里。

父亲的工作性质，注定我的少年时代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县文工团工作，常年下乡演出，我和妹妹只能跟随当教师的母亲，在远离县城的偏远山区读书和生活。抬眼望见苍凉的大山，物资匮乏的小屋，便是我少年时的日常。

那个小山乡与贵州相邻，叫元村，现在叫古花。20世纪70年代初，这里还没通电，每天只有一班车往返县城，每趟要走近4个小时。一到冬季，大雪铺路，车辆无法进出。每年开学，我们从县城到这里后，基本上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母亲在这里的小学教语文，有时也教音乐。吃饭是学校的大食堂，在那个年代相比农村同学，至少学校的杂粮饭，还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学校是由当地最大的韦姓祠堂改建而来，除了上课，还有各种体育活动，这让我们这些留在学校的教师子弟，篮球、乒乓球都打得非常好。还有一种娱乐，就是放学后骑牛。当时公社的牛都分到农户，这是重要的劳动工具，我那些乡村的同学们一大早都要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放学后又到山上把它们牵回家。

在赶牛回家的途中，我们便可骑在牛背上嬉戏，经常在大道上看见一大群孩子骑着牛奔腾而来，老师们便戏称“骑兵团”来了。骑牛有很多技巧，光是上下牛背就有多种方法，连身高矮小无法正常跨上牛背的妹妹，都知道把牛赶到田里，然后从田埂上翻上牛背。

我们还有一个每天晚上必修的科目——“打仗”。大我两岁的周晓兵是校长的儿子，当他用二哥从部队带回来的号角吹响集结号时，我这个在煤油灯下还没做完作业的猴儿便心猿意马地坐不住了，在“黄司令”和“田队长”整理完两边队伍过后，“打仗”便开始了。房屋的夹壁、牛圈和猪圈的角落、田埂地头、农作物的间隙……“地道战”和“地雷战”，便如电影情节般如火如荼地展开。

现在交通便利了，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可以从南川城到达古花镇。工作后我还经常去拜访“黄司令”，只是生活的折磨和岁月的洗礼，“黄司令”的霸气早已不见。更年轻的“田队长”，也早已因病去世。

乡里也有乡里的活法，我自己寻找的快乐有很多。一部《抓壮丁》电影，可以从红光村看到万家村，一连几个晚上在各个村落之间连续摸黑追着观看，电影里的台词烂熟于心，我可以把里面王保长的口音学得很逼真：“李老栓，你借钱不还，我要到县政府去告你。”此外，正月十五“追黄雀”、掏鸟窝饲养八哥等，都是我少年欢乐时光的组成部分。

没有娱乐项目时，读书变成了我的日常，各类书籍的涉猎，养成了我爱读书、爱藏书的习惯。因为读书比较多，我小学时期的作文，写作水平是超出当地同龄人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在班上被老师朗读和点评，高中时因为一篇作文被教语文的班主任赏识，我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韦家祠堂已被多次拆解，现在的学校已看不出当年的一丝影子。韦家祠堂被浓缩成为一个小建筑龟缩在学校对面。这个叫祠堂坝的地方建设成了全国卫生先进乡镇，四周原本荒芜的山梁也变得郁郁葱葱，那些年我流连在山间的足迹已无踪可寻。

随着山乡的发展，更多的少年从这里走向大山之外，用他们的足迹实现着父辈们走出大山的梦想。

故乡的秋风已经冷了，茶山还在青绿，心上走过的那些少年，他们虽然早已散落山外，但是那个叫古花的地方，枫叶年年在红。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音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