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光英

所有粗粮中，我最爱吃红苕。说起红苕，五十岁以上的人恐怕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且大多裹挟着酸甜苦辣。

又到红苕上市时，它捎带着泥土的气息和十足的家乡味道。这味道，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和温暖。在农村，父母为生活奔波，小孩总能在贫穷而平淡的日子里找到娱乐的方式。我们会从地里挑选较长的红苕茎，小心翼翼将其一小段一小段地拆开，做成“珍珠项链”或“珍珠耳坠”。有时将数十根红苕藤绞在一起，绑在两棵树之间，做荡秋千的游戏，或将红苕连茎带叶编织成草帽戴在头上，那是很神气的美妙时刻……

野外烧红苕，倍感亲切难忘。红苕快收获时，我们趁割草或放牛的间隙，用红苕煨“锅锅宴”。扒开红苕藤，用手和镰刀把红苕挖出来。先挖个土坑，然后捡来石块垒成一个小灶，捡来干草干柴，很快一缕缕炊烟便在空旷的山野袅袅升腾、弥漫，与天空的云彩遥相对接。待土灶温度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将挖来的红苕丢进火红的灶中，迅速用石头砸塌土灶，埋上细土，让那些红苕在热灶中慢慢焖熟。然后，我们围着火灶，讲故事、做游戏、翻跟头。20多分钟后，扒开土块，红苕的香味扑鼻而来，一个个熟透的、香气怡人的红苕让我们垂涎三尺。这时的我们哪顾得上烫嘴，吹吹土灰，来不及揭掉苕皮，便把热气腾腾的红苕往嘴里送。那些烧得熟透的红苕，黄澄澄的瓤肉像蜜糖一样，掰下一块甚至还能拉出诱人的糖丝。我们一个个手上沾着灰，脸上染着黑，像从灶底钻出来似的。吃着甜津津、香喷喷的烤红苕，享受着野炊美味，沐浴着暖融融的阳光，一个个乐得手舞足蹈。一顿饱餐后，大家带着无限满足的快感，唱着歌、背着草、赶着牛下山。回家前，还要记得蹲在塘边洗净花脸，不然的话免不了父母的一顿训斥。

到了深秋，红苕在那片沙地成熟了。某一天，乡里人扛着锄头，挑着背篓和箩筐下了地，盈盈笑语，在山坡上流淌。剥开那些泛黄的藤蔓，泥土的脊梁裸露眼前，轮廓分明，这是红苕成熟后鼓起的部分。举锄挖下，泥土松动，就见连根带泥翻滚而出的红苕躺满地头，或长、或圆，小则几两、大则斤余，一律红扑扑的，像小孩的脸。除掉附着的泥土和茎须，装进箩筐，恰如一个个睡熟的娃娃。大人小孩皆出动，边刨边吃。生红苕吃起来脆脆的甜甜的，灌满于胸，乡村间便洋溢着尽是红苕的甜蜜了。傍晚，大人小孩背的背、挑的挑，踏着薄薄的暮色，有说有笑，一支数十人的队伍，几十根扁担的支响，奏着一曲丰收归歌。

母亲把红苕当成主要食物，一日三餐，她都少不了利用红苕来喂饱家里几张大大小小的嘴巴，或煮或蒸，满满一锅。我们姊妹几个放下书包，掀开锅盖，拿了几个，剥了皮就吃，热气腾腾，又绵又软又甜，吃得有滋有味，好似山珍海味。那一幕和那一刻的温暖与快乐，永远定格在心里。

有时，红苕也会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村庄闲散的冬夜。三五个农人，几个不睡觉的孩童，围着烧着炭泥的火炉。炉子里烤着红苕，讲鬼故事的祖母讲一段就咳几声，在炉子上敲敲水烟袋，吃一片红苕。几个孩子缩在大人身边，红苕上的灰涂抹在腮上，困得打盹也不想进屋睡觉。低矮的屋子外面，寒风呼呼，寂静的冬夜，红苕在炉火的烘烤中冒着气泡，与农人在清寒的时光里，相偎取暖。

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祖母上街卖麻线，来学校看我。那天寒风刺骨，祖母在教室门口张望，一见到我，也不顾那么多同学的目光，就从贴身的衣裳里掏出两个烤红苕来，说：“幺儿，天冷，快点吃。”接过祖母递过来的红苕，竟还是热的。她怕红苕冷了，就一直放在棉衣里焐着。看着祖母蹒跚离去的背影，顿觉手里的红苕格外温暖。

红苕的生命力极强，它不讲究生长条件，不管土地富庶还是贫瘠，在各种条件下都能旺盛生长。在村里人的眼里，红苕全身都是宝：苕藤、嫩叶凉拌和爆炒都好吃；苕茎折下来可炒米粉或腊肉；藤条也不浪费，这是猪的主食，当然也可喂羊、喂兔子；哪怕是地下的老藤，也是家里那头老牛的美味。

为解决孩子们对零食的渴望，母亲会挑选一些小的红苕来蒸，将蒸过的红苕切成条状或片状，放在簸箕里晒干。这些经过晾晒的红苕果儿，虽然很香，但相当难以咀嚼，常常嚼得我们牙床发酸，满口生津。

家乡的人们变着法子吃红苕，最奢侈的就是红苕凉豆腐。在沸水里加入红苕粉搅拌，待稍凉一些，再加点盐、醋和辣椒粉能当菜吃。当然，炒来吃也会别有一番风味。红苕还可以烤酒，父亲说，喝了有点臭红苕带苦味儿的红苕酒，肠胃会很舒服，身体会很健康。

几十年过去了，平凡朴实的红苕，如今仍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