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义华

儿时的我，总被病痛缠绕。肠胃炎、气管炎轮番作祟，最磨人的是头上反复长疮，痒得钻心，我忍不住总用手去抓，常常抓得满头通红，狼狈不堪。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也涂了不少药粉，可疮症始终不见好转。

我的“父”姓石，家在离我家百十米远的小溪边。他和我父亲是发小，情谊深厚，他的妻子又是我的本家姑姑——此前，他原是我的姑爷。听说我出生时白白胖胖，却总生病，母亲便请同乡的算命先生来看。先生说我犯了“搭桥关”，得找户人家“抱过房”才能好养活。“父”自然成了最合适的干爹人选。母亲带着我给“父”和姑姑磕过头后，他便从姑爷成了我的“父”，姑姑也成了“孃爹”。

自从做了我的干父母，“父”和孃爹待我格外疼爱。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比我大，却把我当成亲妹妹一般。最小的姐姐只比我大一岁，我和她最亲近，常赖在她家同吃同睡，恨不得天天守着她。“父”见我满头疮疤，心疼不已，某天跟孃爹念叨：“义华这丫头的头，不是没办法治。就是她是个女娃娃，要是能剃光头发，用剃刀把疮疤刮掉再上药，肯定能好。”孃爹却犯了难：“法子是好，可姑娘家剃光头像什么样子？再说刮掉疮疤得多疼，这么小的孩子哪受得住？”

“父”琢磨着也有道理，便暂时搁置了这事。没几天，他见母亲又带着我去看疮，赶忙在路口拦住母亲，重提剃光头的想法，说总这么拖着不是办法，不如试一次。母亲起初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孩子才几岁，头发剃了还能再长，总比让疮症一直折磨着强，便点了头。

“父”当即备好了他的剃刀——那是一把专门刮头发的老式剃刀，磨得锃亮，不是电动的。他烧了热水，先用肥皂给我仔细洗了头，温热的水顺着发丝淌下，肥皂的淡淡清香压过了疮疤的异味。随后，他握着剃刀，指节因用力微微泛白，小心翼翼地将我的头发连同疮疤一并刮去。或许是疮上的脓水减轻了刀刃接触皮肤的痛感，我竟没觉得多疼，也没哭。“父”见状，一个劲地夸我坚强，如今想来，他大概是怕我哭，才特意哄着我。那时我对“光头”没什么概念，反倒满心好奇。家里和“父”家都没有镜子，剃完头的那几天，我总跑到水沟边、水田旁，对着水面瞧自己的新模样，一点也没觉得委屈。

“父”的法子果然管用。光头剃净后，涂上白色药粉，疮很快就见好了。可头发长得快，要除根得反复剃几次。“父”便一次次为我剃发上药，直到那些恼人的脓疮彻底消失。

不知是短发的清爽早已刻进了习惯里，还是当年怕长疮的心思化作了执念，或许更因那短发里藏着“父”的温度，自那以后，我再也没留过长发。偶尔试着蓄长几寸，总觉头皮发紧发痒，仿佛旧时疮痛的影子还在。于是便守着一头利落短发，从年少到如今。那把老式剃刀刮去的是病痛与狼狈，留下的，是“父”藏在笨拙关怀里的暖，和伴我一生的清爽与心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