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初冬，窗外空气微凉。重庆警备区九龙坡离职干部休养所，96岁的离休女干部张静站在阳台上，目光越过楼下的树冠，落在楼下一所军校的操场上。年轻的战士们正在训练，口号声在楼间回荡。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意气风发，脚步坚定，胸怀滚烫。

老人转过身，胸前那排排熠熠生辉的奖章轻轻碰撞，发出清脆声响。“这是淮海战役纪念章，这是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章……”她一枚一枚地介绍着，语气平静淡然。

76年前的11月30日，这位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曾肩负重任的译电员第一次来到重庆——跟随刘邓大军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解放重庆

“精神堡垒”下的激动时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但西南地区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中。解放大西南，势在必行！

年轻女战士张静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日夜兼程，一路行进，从贵州进入重庆。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张静至今记得刚来到重庆的印象——城市里除了荒地就是低矮的平房，街巷弯弯绕绕，空气里有潮湿的味道。战士们连续多日行军，踏进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理发。

沿途的老百姓对解放军非常热情，有人往他们手里塞橘子，有人递茶水。“但部队有铁一般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谁都没有接。”她看到路边有人在卖橘子树，上面的果子金灿灿的煞是可爱，无奈手里的钱不够，只得作罢。

行军的疲惫，被胜利的喜悦所取代。她还记得，路过老百姓口中的“精神堡垒”（即解放碑，当时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时，到处传遍了解放的消息。重庆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聚在街道、广场，一起又跳又笑，有的人眼里含着泪水，扯着嗓子大喊：“重庆解放了！我们解放了！”

张静也跟着大家激动不已，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她盼了太久、太久……

张静的童年是在战火的阴影下度过的。她出生于江苏江都一个普通乡村。日军每一次下乡，村庄都会被恐怖笼罩，妇女最容易遭殃，谁反抗就会被残忍刺杀。如今已96岁的张静回忆起那些场景，指尖仍会不自觉地绞着衣角，仿佛那阵刺破空气的寒意又重新贴近皮肤。

那时的她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子。每当侵略者闯入，她与乡亲们只能躲进庄稼地——玉米秆齐腰深，带着泥土的潮湿味，是她幼年最熟悉的“避难所”。蜷在地里一动不动，头顶是沉重的脚步声、金属撞击的声响，还有刺刀划过叶片时的“嘶啦”声。视线中，村舍被洗劫一空，随之而来的是滚滚火光。

转机出现在一个秋日午后。躲在麦垛后的张静，看见一支陌生的队伍出现：灰色军装、端着步枪、动作迅捷——新四军在伏击日军！那一刻，小小的她第一次看到有人迎着枪口冲锋。火光中，那些年轻战士的背影在她心里刻下了一个坚定的形象。

从那天起，“共产党”“新四军”这些词成了她心底的光。

1944年春天，15岁的张静做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抉择：“留在家里是等死，不如去跟着队伍打鬼子！”她带着这股倔强劲离开了村庄，一路打听新四军的驻地，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轨道。

密码世界

一个少女的战地成长

16岁那年，张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一名党员——这是成为机要人员的必备条件，也是她走向无形战场的起点。

她被分到华东军区机要科，担任译电员。这个读过五年小学的农村姑娘第一次接触到密密麻麻的电码——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字都代表着作战命令、生死消息或关键战机。她把密码本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视若珍宝。

真正的考验来自战场。

淮海战役期间，临时译电室设在一座废弃祠堂里，破损的木窗挡不住寒风，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张静与战友们紧盯着那些手写的密文，捏铅笔的手指被磨出硬茧，眼睛经常熬得通红。

她曾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敌情瞬息万变，任何延误都可能影响部队部署。等最后一份电报翻译完，她的手已经抖得几乎握不住铅笔，整个人精疲力竭。她头一歪，倒在桌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同伴一唤，她就立刻起身，继续钻进密码和密文的世界。

对于张静来说，那些装满密电的薄纸，就是她的战场。一串串被破译出的文字，就是他们用青春写下的责任与担当。

1949年4月21日的夜晚，长江上空没有月亮，只有枪声。

那时的张静在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依然担任译电员。作为部队的“耳朵”和“神经”，译电工作牵一发而动全局。她随部队渡江，是必然，也是使命。

四周黑沉沉的，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到子弹“噼里啪啦”打到水里的声音。她身上只带了三样东西：背包、密码本、一把用于自卫的手枪。

木船轻得像一片树叶，在江流里颠簸。张静和战友们弯着腰，把背包举过头顶当盾牌——那是她当时唯一能遮挡子弹的东西。“我们都清楚，那一夜谁都可能倒在江里。但从入党那天起，我就没想过退缩。”

木船终于靠岸，子弹声渐远。张静深吸了一口气，抬脚踏上对岸潮湿的泥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活着，就继续往前走。

渡江之后，是漫长的昼夜行军。张静的译电工具始终用手帕包着，雨天揣进怀里。甚至当她摔进泥坑时，还来不及爬起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摸胸口的密码本。“那时的密码本比生命还珍贵！”

行至贵州时遭遇土匪，她死死抱住装电报的皮包。后来哨兵赶到时，包上已留下了一道刀痕。

战火行军

艰苦中为战友解决难题

白天赶路，晚上译电。指挥部队作战靠的就是这些电报，错不得、慢不得。

那时，部队常从庄稼地穿行，为了避开敌人埋伏，湿热的天气让虱子和毒疮缠住每个战士，战士们很少有机会洗澡、剪头发。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年轻的张静却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难题。

她从沿途百姓家借来剪刀，自己动手给战士们理发。她抬手模拟当年剪发的动作，笑着说：“剪得很丑，参差不齐像狗啃的一样。我安慰大家说，反正戴上帽子谁也看不出来！”

她带着女战士们去河边简单洗漱，三人为一组，两人警戒，一人洗，轮着来，解决了个人卫生问题；遇到特殊时期不便的女同志，她还教大家把干燥的草木灰装进短裤里，扎紧裤腰带，替代女性卫生用品。

领导知道后表扬她：“你这个姑娘不光会译电，还特别会照顾人，解决了行军作战的难题！”正是这份坚韧与机敏，让张静获得了二等功。

长时间行军大腿被磨破皮，她却从不申请坐马车：“那是伤员坐的，是炊事班运送物资坐的，我们人年轻，能走。”部队里肉食稀少，每次分肉时，张静总是推却说：“我不爱吃肉，把肉让给其他病弱的同志。”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她依然保持着留短发、少吃肉的习惯。

情定山城

密码本副本成“定情物”

重庆刚刚解放，在全民喜悦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特务仍潜伏在城中，局势未能完全稳定。“身边随时可能有特务递过来腐化你的一沓钱，或是一张充满诱惑的纸条。”她轻声却坚定地说，“但我们从不害怕，也从未动摇。”

周围老百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张静和战友们却丝毫不敢放松。当时部队的任务尚未结束，战士们继续行进。

后来，她接到秘密调令，被安排到重庆的保密部门，专门处理特务信件。她必须将信件内容一字不漏抄录，再恢复原样，连折痕都得和原来一样。

不久后，她与同为译电员的李华均在重庆结为终身伴侣。婚礼上，两人交换的不是戒指，而是各自保管的密码本副本——这是两人最珍贵的“定情物”。那一刻，他们把一生最重要的信任交给对方。婚后，两人一起去往北京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张静随丈夫调回重庆，自此扎根山城。

1983年离休后，张静住进重庆警备区九龙坡离职干部休养所，却一刻也闲不下来。

她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沉稳、利索、守纪律。

干休所当时还未开超市，她便每天早上八点带邻居去菜市场买菜。谁身体不舒服，她第一时间能察觉。

正是这个习惯，她意外救下一位心脏病突然发作的老同志。那天她刚好敲响老人家的门，发现他脸色不对，立刻拨打120。老人被抢救回来后，她才发现自己手心都是汗。

除此之外，她坚持带着姐妹们做手指操，已坚持了七年，一天都没拉下。她把这当作一种纪律，也当作生活里的仪式感。

“我这一生，从不后悔入党，只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这句话张静说得很轻，却让人听得心头一震。

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们的五个子女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大儿子起名“李永忠”，寓意“永远忠于中国共产党”。可命运太沉重——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因公牺牲了。

组织把大儿子的骨灰盒送回家那天，她强忍着泪水，把骨灰盒摆放在阳台最显眼的位置。“你们可以过去看看。”她主动指着那张照片给记者看，语气平静得像在介绍一位离家多年的亲人。

阳台外，某军校的训练场就在视线正前方。她说，每天看着那些年轻战士训练，心里就踏实：“他们身上有我们那时候的样子。不怕苦，有股劲。”

被问到最想对年青一代说什么，她几乎不假思索：“听党话、跟党走。国家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幸福。”多年前，她和老伴都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在老伴去世那年，她还替爱人缴纳了10万元党费。

从1949年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到11月30日重庆城头升起解放的曙光；从战火中守护密码，到和平年代守护初心；从一位年轻译电员，到党龄80年的老党员——张静的故事早已融入重庆这座城市的记忆。

她是重庆解放的亲历者，是重庆建设的耕耘者，也是重庆从千疮百孔到浴火重生的见证者。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实习生 蒋欣蕾 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