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

16年前，文友刘兴池病逝，现在他坟前的柏树已碗口粗了。

他的去世，我十分悲伤。他是我文友中第一个去世的人。我在大巴山工作的时候，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对我生活关照得最多的一位。我们是朋友、文友、密友。

先天不幸，他患有严重白内障，左右两眼加起来，视力仅为0.6。

更不幸是，他出生在大巴山南麓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直到精准扶贫时，这里才解决温饱。这样的出身和身体，注定了他一生多难多灾。因为视力，他考不了学，打不了工。好在他喜欢读书，还学会了照相，初中毕业后在村小学代课，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乡场照相，勉强维持生活。

他喜欢文学，阅读书报杂志，对他的视力更是损害。

上世经80年代末，他结婚成家，移居县城，租房过日子。虽然他会照相，但小县城流动人口少，还有两三家正规照相馆，他能拿到多少业务？后来妻子摆地摊卖服装，家里收入增加，日子才好过一点。

接踵而来的是家庭战争。因为他挣的钱比妻子少，更因为他好酒，一天两顿，酒后有时发疯，这让妻子渐生不满，尽管妻子还是他代课时教过的初中学生。

越是家庭不幸福，他越依赖于酒精的麻醉。家庭破裂，是早晚的事。不久，他离婚了。离婚后的他，找了份残联下属的民政福利厂工作，每月有了稳定收入，但他已严重依赖酒精，每顿无酒不欢。那时，我的妻子已调离本地，我一人在本地机关单位工作，常常和他一起喝酒。每次劝他少喝点，但他根本不听。说多了，他发火，搞得不欢而散。

酒至酣处，他一定会站起来朗诵诗歌。比如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等等。他的声音并不好，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朗诵的效果一般。但他乐此不疲，自我陶醉，常泪流满面。

他也偶尔写点小诗、小散文，我编县刊，常登载他的作品。他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写一篇像高尔基《海燕》那样的作品，或者像鲁迅《野草》那样的一部书。他说，人的一生可能不长，但必须留下点什么。因为贫穷，留不下物质的，一定要留下精神的。

他的话常让我放弃文学创作的心又收回来。那些年，我写诗，也写儿童文学，能在全国发表。

后来我做报纸副刊编辑，和刘兴池的联系少了。几年后，他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我去探望他，虽然还能认出我，但已无法正常交流。治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单位把他接回去继续上班。

第三年秋天，刘兴池病逝了，肝硬化。据说，他女儿大学要出国作交换生，地点是芬兰，他每天只能喝最廉价的白酒，三天吃一回肉，尽量节约存钱。他的工资低，要供养乡下的老母亲，还要治病。他肝痛的时候，撑着，不上医院，最后活活被折磨死。

我得知这个消息，万分感慨。他有单位，也有职工医保，但离婚后他的负担太重，加上没人料理生活，不能控制饮酒，让生命打折。

刘兴池的姐姐安埋了他后，给我寄来一本他生前的笔记本，上面写了很多首旧体诗。其中，有几首是写给我的，读起来更伤心。读他的遗作，满脑子是他清瘦的脸，高度的近视眼，有点嘶哑的声音，喝酒兴致高昂的形象。他给我最大的忠告，一定要坚持写作，这是你一生的资本，也是最大的追求。

今天，我能成为一名作家，能公费出版几本书，实在感谢他当年的支持和鼓励。其实我俩都不幸，只是我不幸时有他支持，他不幸时只能独自承受，早早结束了生命，是因为他最终承受不了生活之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