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高峰鹏

这西南山城的冬，是惯于阴沉着脸的；天总是灰扑扑，空气里润润的，满是江水的寒气，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然而这寒，却始终不肯痛快地结晶成一片像样的雪。于是，看雪，便成了本地人冬日里一桩隆重的仪式，一件需要“专程”去完成的事。

今年冬天，我也随着兴致勃勃的人流，上了城外的山。车盘旋着，将那座蒸腾着世俗热气的城市渐渐抛在脚下。待到山顶，一下车，那一片薄薄的、羞怯的白，便蓦地撞入眼里。山上的松树、枯黄的草叶上，都敷着一层浅浅的银霜。游人是欢喜的，举着手机，摆出各种姿势，要将自己与这难得的洁白一同框住。我独自踱到一处人少的崖边，静静地看。这南国的雪，是矜持的，蓬松的，像细细磨成的糖霜，仿佛一阵稍重的呼吸，就能将它吹散了。它是一场梦，一件奢侈品，是沉闷生活里一个轻盈的、可以随时醒转的白日梦。

这小心翼翼的欢喜，却像一枚楔子，猛地敲开了记忆的冻土，将我掷回那片坚硬而坦荡的东北平原。

沈阳的冬天，是没有这般矫饰的。那里的冷，是凛冽的，锋利的，像无数细小的冰刃。而雪，更不是可供赏玩的景致，它是一种不容分说的存在，一种需要你去对抗、去搏斗的日常。在中国刑警学院的岁月里，“雪停就是命令”这六个字，是刻在每一根神经里的铁律。每当铅灰色的天幕终于停止了倾泻，号令一下，我们便全员出动，扛着铁锹、扫帚，冲向那片无边无际的白。那不是扫雪，那是一场战斗。雪被压实了，冻成了冰，顽固地附着在地上，一锹下去，往往只留下一道白痕，震得虎口发麻。汗水从额角渗出，立刻在鬓边凝成冰凌，呼出的白气在眉睫上结一层霜。整个世界，只剩下铁器与冰面撞击的铿锵之声和那一片被年轻人的热气与汗水硬生生开辟出来的、黝黑而坚实的地面。那是一场青春的、近乎原始的仪式，我们用一种最笨拙的方式，在严寒的腹地里，为自己争得一方立足之地。

2007年的那场大雪，更是将这种存在的威严推向了极致。我已记不清雪下了多久，只记得一夜醒来，推开门，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一种蛮横的白。楼房矮了半截，道路没了形状，万物都被那厚重的、沉默的白色重新塑造过。那不是飘洒，是倾倒；不是覆盖，是吞噬。人走在齐腰深的雪里，像是在一种黏稠的、冰冷的物质里艰难地泅渡。那一刻，你感觉不到浪漫，也生不出诗意，你只感到一种渺小，一种对大自然的绝对力量最直观的敬畏。那雪，是一种庞大无比的、不容抗拒的命运。

我的思绪，又不自觉地飘向更远的起点——生我养我的山西介休市。那里的雪，仿佛是介于这南国的梦与北国的命之间的，一种中庸的、妥帖的存在。它如期而至，染白了张壁古堡苍老的砖墙，覆盖了绵山冬日落寞的枝丫。它不像东北那般暴烈，也不似重庆这般吝啬，它只是静静地落着，将黄土高原的沟壑抚得平缓一些，将村庄与田野揽入一个安详的、素净的怀抱里。夜里，雪光映着窗纸，屋里是通红的炉火与家人闲坐的温馨。那雪，是家的背景，是四季轮回里一个笃定的音符，预示着冬藏的安宁与春节的喧腾。它是我关于“故土”与“常态”的最初记忆。

风从崖下吹来，拂过脸，凉意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北方拉回。眼前的游人依旧嬉笑着，与那层薄雪嬉戏。我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疏离，仿佛我的身体站在这里，而灵魂的某一部分，还遗落在那些更盛大、更严酷的雪境里。

从华北的寻常到东北的极致，再到西南的珍罕，这雪的形态，何尝不是我生命轨迹的隐喻？年少时，一切如介休的雪，是安稳的、被设定的背景，我们身处其中，习以为常。青春却偏要奔向一片酷烈的天地，在沈阳的暴雪中，以汗水和纪律，雕琢自己的形状，那是生命力的淬炼与喷薄。而后，命运又将我带至这温润的山城，雪的意义便从生存的必须，蝶变为生活的点缀。

我渐渐明白，我所感慨的，并非仅仅是雪，而是那面对不同形态的雪时，不同的自己——是在介休炉火旁的安然，是在沈阳冰天雪地里的坚韧，也是在重庆山巅之上的静观。雪还是雪，变的，是看雪的眼睛，是承载雪的土地，是雪所见证的那一段段人生。

天色向晚，山风渐紧，游人开始陆续下山。那层薄雪，像是禁不住这人间热气的熏蒸，已有些消融了，露出底下深色的泥土，斑斑驳驳的，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我最后望了一眼这片即将逝去的洁白，转身汇入下山的人流。

来时的兴致已然平息，心里却被一种更沉静的东西填满了。我知道，当我回到那江城温暖的灯火里，我的行囊中，又将多一份关于雪的、清冷的记忆。而人生的路，也正是在这一次次对“雪”的不同定义与体验中，迤逦向前，通往下一个未知的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