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林

40年前的春节，我们家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度过。

年后没几天，又到了开学的日子。清晨起床，我看见清瘦的母亲无精打采地在灶上忙活，为一家人做早饭。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母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对哥哥说：“吃完饭，你把过年剩下的豆芽拿到城里去卖了。”哥哥一听，顿时来了气，断然拒绝：“我不去，我不去！”母亲一听急了，便耐着性子劝道：“你不去，还有谁能去？”

我懂母亲的心思。从前，进城卖东西这类事，都是父亲任劳任怨去做。家里的农副产品吃不完，父亲便挑着进城叫卖，换回一家人的日常用度。我至今记得，每逢六一儿童节、春节，我们总能穿上崭新的衣服。如今，哥哥这般坚决地拒绝母亲的安排，让本就心力交瘁的母亲越发为难，急得眼眶都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父亲在世时，对母亲百依百顺，她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我看着母亲无助的模样，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年仅14岁的我抬头对母亲说：“我去卖！”

母亲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点头同意。话一出口，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当时我连盘秤都不认识。心里虽然害怕，但为了给母亲解围，我还是硬着头皮，准备进城卖豆芽。

母亲找来一个背篓，在篓底垫上一块塑料布，随后把豆芽装了进去，足有大半背篓。母亲又把盘秤仔细地放在背篓上面，一切收拾妥当，我便背着背篓，动身去坐过河船。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船上时，船舱里早已挤满了人。有的人衣着光鲜，是进城闲逛的；也有不少农民，挑着自家的东西，准备进城去卖。我找了个角落放下背篓，默默地望着河水奔流，心里愈发忐忑不安：我该怎么卖？城里人会不会欺负我这个半大孩子？

恍惚间，船已靠岸。乘客们争先恐后地下船，我也背起背篓，跟着下了船。踩着河滩上的碎石往前走，再攀爬过南门口那数百级石梯，等到终于站在小南门市场的街边时，我早已累得汗流浃背。我学着其他小贩的样子，把背篓稳稳地放在街边，自己则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顾客上门。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感觉城乡差距太大了，城里还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门框上贴着春联，屋檐下挂着红红的灯笼。城里的人面带微笑，穿得漂漂亮亮地在街上悠闲地踱步，还有几名学生手里拿着新书走在大街上。我低下头黯然神伤，我也是学生呀，而我的学校却在几十里之外，现在我还在街上卖豆芽……

过了好一阵，也没人来买。终于，一个妇人牵着个孩子来了，我把价钱报得比别人低，她很干脆地决定购买。我抓些豆芽放在秤盘里，旁边卖东西的孃孃凑过来帮我认称。两个多小时后，豆芽终于卖完了，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回到家里，母亲问了我卖豆芽的经历，又是心疼又是无奈。当我把卖来的几块零钱交给母亲时，她却说：“你拿着吧，出门读书，手里有点钱方便些。”我心里一阵酸楚。原来，母亲是想用这个苦办法为我准备零花钱，真是煞费苦心。我握着那几块零钱，感到格外沉重。

第二天，我从李家坝坐上装硫磺的便车去到了学校，开始了我初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学习是辛苦的，每当学习懈怠时，想起卖豆芽的经历，我便鞭策自己勤奋起来。最后，我考进了奉节中学，为后来进入教师行业奠定了基础。

如今想来，心中无限感慨：是啊，年轻时经历的磨难，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