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六梅

那夜，我正刷着短视频，忽然被“呆呆妹”爆火的场面紧紧拽住了眼睛——那不是我的故乡合川吗？

镜头摇过去，屋檐下、院坝里、田埂上，到处都是人，刨猪汤盛宴开席了。热气、香气、人气，交织成一团庞大而柔软的云，笼罩着那个我熟悉又陌生的乡村。失落的故乡回来了，多年前的记忆也重新浮现脑海。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从离开家乡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场景。

那时杀年猪，是农家的一件大事，不啻一场庄严的庆典。父亲在外地工作，几乎都是大年三十才能赶回家。我家没有壮劳力，幸好有乡亲们帮衬，才能完成杀年猪的大事。

那时，老家四合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杀年猪要撒持续三四天。院门外有一个大大的露天土灶，石板搭建、牢固坚实，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杀猪台。每年隆冬季节，人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杀年猪了。

请杀猪匠，敬烟，说好话，定下日子。到了约好的日子，天还没亮，母亲便早早起来了，将柴火背到露天土灶旁，挑好水。外婆则把灶火烧得旺旺的，准备上几大锅翻滚的开水。当猪叫声划破黎明的寂静时，我被惊醒了，赶紧穿上棉衣棉鞋，隔着门栏看热闹。

期待已久的好戏上演了。母亲和叔伯们，吆喝着将养了一年的肥猪拖出圈。猪儿叫声凄厉，四蹄死死抵着地上的泥土，犁出深深的痕迹，拒绝配合。大人们连推带拽，将猪拖到杀猪台。

要把猪按住，是需要气力和技术的。邻居张叔叔、远房姑爷和堂舅几个壮汉，早已等候在此，几人合力将猪抬上大石板，猪虽哼哧哼哧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

杀猪匠是个壮汉，挽起袖子，露出结实小臂。他不慌不忙，从布包里抽出一把长长窄窄的杀猪刀。只见他右手潇洒一挥，寒光一闪，刀便没入脖颈。一声闷响后，猪儿的挣扎与嘶叫，慢慢便化作一种悠长的呜咽……

这样的场合我见过很多，恐惧远远大于好奇，后来便不再看了。等恐惧过去，剩下的便是欢腾，因为我知道很快便可享受美味的佳肴。滚烫的开水浇上去，然后是刮毛、开膛、分割。欢声笑语中，大人们一边忙活，一边高声评判：“瞧这膘，足有三指厚！”“好一身‘登堂肉’！”我们这群小孩，哪里听得懂这些，只管东奔西跑，这里看看、那儿瞧瞧，沉浸在有肉吃的喜悦里。

最妙的，还是中午的那顿刨猪汤。新鲜的猪下水，还带着温热与弹性，被母亲和婶娘们麻利地拾掇干净。新切的带皮坐墩肉，肥瘦相间，透着一层润泽的玉色。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铁锅烧得辣辣的，泡姜、泡椒、豆瓣酱、花椒在热油里爆出香气。接着肉片下锅，猛火急攻，迅速蜷曲变色，再倾入熬好的骨头汤，推入血旺和肠节。随着一大把翠绿的蒜苗最后撒下去，热浪一激，那股辛香便是年节将至的号角，也是乡间最纯正的年的味道。

院坝里，小桌早拼成了长龙。菜谈不上精致，现炒的猪肝、回锅肉、炸酥肉、红烧肥肠，以及一钵清炖的萝卜骨头汤，外加自家泡的咸菜，整个院坝都是满满的喜色。男人们喝着散装白酒，脸膛通红，说着庄稼、收成和明年的打算。女人们边夹着菜，边聊着家长里短、针头线脑。我们这些孩童，早就顾不了那么多，上桌便争夺炸得焦香的酥肉，手上、嘴上全是亮晶晶的油光。

那热闹是结结实实的，贴着地气的。每张笑脸都透着真实，每句玩笑都懂得背后的故事。那种喜庆，源于共同劳作、共享收获，以及对传统节气的遵循。这不仅仅是吃一顿肉那么简单，更是一场年终的犒赏、一次亲情的凝聚、一次向土地与时光的致谢。

故乡，大约就是如此吧。它永远无法在异乡被完整复刻，却总能在你不经意间，用一种气味、一种声音，或一碗简简单单的刨猪汤，将你彻底淹没。然后让你明白，哪怕走得再远，你也走不出那刨猪汤里的故乡。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