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仁

母亲七岁那年，外祖父母相继离世，她被送进徐家，成了父亲的童养媳。他们同岁，个头一般高。清晨一起去私塾，傍晚背起猪草背篼追着晚霞回家。私塾里，先生的戒尺“啪”地拍在桌上，母亲总会悄悄看向父亲，父亲也是如此。课间休息时，他们还会偷偷聚到一块。在田埂上拔猪草累了，两人就并肩而坐，分吃一块硬得能硌牙的粗麦饼。父亲总是把稍软的部分给母亲，自己咀嚼如同石子般的饼渣，那简朴的食物在彼此嘴里也变得分外有滋味。

十三四岁年龄，他们成了合作社里最年轻的劳力。父亲力气大，犁地、挑担这些重活从不让母亲沾手；母亲心细，总能发现父亲磨破的衣角，趁他歇晌的工夫，坐在田埂上，用针线细细缝补。乡里人打趣：“徐三娃儿，怕是这辈子都是火巴耳朵了。”父亲的脸会红成天边的晚霞，低着头，手里的锄头攥得更紧，却偷偷瞄一眼母亲，眼里满是笑意。

十七岁那年，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母亲被父亲牵进了洞房。他们没有像样的嫁妆，只有一床浆洗得发白的被褥和两颗年轻的心。婚后的日子，被合作社的工分和全家的衣食住行填满。爷爷奶奶都是七十几的老人，我和四个弟弟妹妹相继降临世上，家里人多劳力少，我们成了生产队的“超支户”。

父母白天拼命地去挣工分，到了夜晚，父亲便弓着腰推磨，脊梁骨在煤油灯下弯成一张拉紧的弓。母亲站在磨旁，一手端着竹筲箕，一手不疾不徐地往磨眼里添加谷物。这活看上去轻松，却不简单，添快了磨的面不细，添慢了石磨空转，她的动作像被岁月校准过，分毫不差。我提着马灯站在一旁，石磨的“嗡嗡”声单调又绵长，常常让我犯困。这时母亲便会轻声说：“大儿，你猜个谜语吧——陡峭石岩不是山，雷神隆隆没活闪；雪花纷纷不觉寒，三尺小路走不完。”我盯着转动的石磨，一下子就喊出答案，母亲笑着夸我聪明，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父亲也跟着笑，石磨转得更轻快了。那笑声，混着石磨的嗡鸣，在寂静的夜里漾开，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底色。

秋收时节，是家里最热闹的日子。父母会泡上饱满的黄豆，连夜磨豆浆、滤豆渣、点豆腐。父亲总是先盛一大碗豆花，淋上香油和葱花，恭恭敬敬地端给爷爷奶奶。我们兄妹五个围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瞅着，母亲就把剩下的豆花分给我们，自己却顾不上吃，忙着把温热的豆花压成豆腐。雄鸡啼鸣时，东方泛起鱼肚白，母亲的脸上沾着细密的汗珠，父亲站在一旁，默默递过一条粗布毛巾。没有情话，只有一个眼神的交汇，便胜过千言万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乡村，磨面机取代了石磨，那盘老石磨被挪到墙角，渐渐蒙了尘埃。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

我读初三那年隆冬，雪下得铺天盖地。我穿着单衣在教室里冻得发抖，却看见走廊上，父母顶着一身雪花站在那里。母亲脸色苍白，咳嗽一声连着一声，手里却紧紧攥着新棉衣和棉鞋。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病了好几天，听说下雪，硬是撑着身子连夜赶制衣裳，咳了整整一夜。父亲劝她别来，她执拗不肯，父亲便陪着她，一步一滑地走了十几里山路。宝顶山龙家岩口坡陡路滑，母亲走几步就蹲下咳嗽，父亲便停下脚步，等她缓过来，再小心翼翼地扶她起身。那一刻，我看着父亲搀扶着母亲的手，粗糙却坚定，忽然懂了，父亲的爱情，从不是什么山盟海誓，而是风雪里的相扶相携，是病痛时的默默守护。

父母两个平凡的人，从青涩的少年时代，一路携手走来，历经岁月风霜。他们有相互扶持的温馨，父亲外出农活晚归，母亲总会亮着灯等候，母亲身体不适时，父亲会默默接过所有家务，笨拙却细心。他们也有偶尔的拌嘴争执，或许是为了某个生活的小事，或许是为了我们某次不够用功的学业，但那争执的底色，分明是对这个家，对彼此深切的在意与关怀。他们的爱情融在了每日的柴米油盐里，化为了长久陪伴的默契与平淡流年中的相互依偎。他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欢愉，而是漫长岁月中的相互理解、扶持与包容。

父母的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白首之约！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