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小权

腊月来了，母亲早早要我送她回老家。她说:“城里住的时间太久，我想回去了。”其实，她心里惦记的是老屋那口铁锅，以及那些只有在老家才能做成的东西。

腊月十九，拗不过母亲，我开车送她回去。她说：“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你们过年回来也好有个落脚处。”我没多想，帮她拎着简单的行李，看她佝偻着背，扶着父亲上了车。谁知回去没两天，母亲就打来电话，让我给表嫂说，她要买六斤黄豆。表嫂家年年种豆，豆子饱满圆润，是做豆豉的好材料。

腊月二十七，我带着妻子回到阔别一年的老家，推开厨房门，一股熟悉、温热的豆香扑面而来。灶台上，铁锅里取出的黄豆已煮得软烂，金黄色的豆粒胖乎乎的，挤挤挨挨地躺在簸箕里。母亲正弯着腰用锅铲轻轻翻动，见我们回来，抬起头来，眼角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回来了？正好，黄豆刚出锅。”

我有些诧异：“妈，煮这么多黄豆干啥子？”她擦擦手，语气轻描淡写，却让我心里一颤：“这几年，你们把我弄到城里，好久没吃水豆豉了。”听到这句话，我竟不知该怎么接。是啊，这几年母亲跟着我们在城里，想吃什么随时能买，可有些东西，超市里买不到，城里也做不出来。她不说，我也没问，直到这一刻，看着这满锅黄豆，我才明白，那个在城里沉默寡言的母亲，心里一直惦记着老家的味道，惦记着那个用竹筐和湿布捂出来的、带着霉香的水豆豉。

她笑起来，讲起一件旧事：“你外婆在的时候，我每年都做水豆豉，她欢喜得不得了。有一次，她端着一小碗水豆豉，坐在门槛上，一颗一颗地拈着吃。你舅舅凑过去想吃点，可外婆把碗往怀里一缩说，‘我才这么点，你要吃自己去找你姐要噻！’”母亲讲得绘声绘色，仿佛外婆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我也跟着笑起来，笑着笑着，却有些鼻酸。

那个独享水豆豉的外婆早已不在了，而此刻站在灶台前的母亲，也已83岁。时光就是这样轮回，当年外婆膝上的那碗水豆豉，如今成了母亲记忆里的珍宝。而母亲手做的这锅黄豆子，又将是我们这一代人舌尖上的乡愁。

小时候我不懂，以为水豆豉不过是把豆子捂一捂、拌点盐罢了。后来离家久了，在外头也吃过各种各样的豆豉，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直到这些年，看着母亲一遍遍地做，我才慢慢明白，那差的一点，不是手艺，是人心。

正月初六，天还黑着，公鸡刚叫过头遍时，听见堂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媳妇说：“这么早，妈去哪儿？”我说：“赶场去了。”母亲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到镇上，买最新鲜的调料。

母亲做水豆豉的场景，真是满屋飘香、气象万千：花椒的麻、八角的甜、姜米的辛辣、辣椒的鲜红，混合着豆子发酵后特有的醇厚气息，整个院子都被这股味道填满了。母亲的手在盆里翻搅着，那双满是皱纹的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变形，可此刻却像在弹奏一首无声的曲子，从容、精准、充满韵律。

到了正月初十，所有的水豆豉都装进了陶罐，母亲把罐子一只只擦干净，贴上标签，给弟弟的、给妹妹的、给幺叔的、给舅舅的、给表嫂的……满满当当摆了一桌。中午吃饭时，她从自己的罐里舀出一小盘，放在桌子中间，那些金黄色的黄豆瓣上，星星点点布满了米粒大小的霉曲，像撒了一层细细的金粉，看着就讨人喜欢。凑近了闻，一股异香直往鼻子里钻，还没动筷子，口水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母亲叫来弟弟、妹妹、舅舅，笑呵呵地捧出罐子分给大家。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母亲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轮到我时，母亲把最大的一罐递给我：“这个你带回去，慢慢吃。”接过罐子，沉甸甸的，还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

周末，儿子下班回来，给他煮了碗面，顺手舀了一勺水豆豉拌进去。他埋头一口气吃完，抬起头来说：“奶奶做的这个豆豉真好吃，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此时，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声隐隐传来，我想起了老家的厨房，想起了母亲弯着腰翻动黄豆的背影，想起了那个天不亮就去赶场的清晨，想起了外婆把碗藏在膝盖上的旧事。我知道，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头里的，走到哪里都忘不掉……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