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杨花

橱柜里突然多出来两只一模一样的斗碗。六寸大小，敞口窄底，白瓷作胎，碗的外部靠近碗沿是一圈做工精细的装饰，浅褐色两条花边套着红色四瓣小花，典雅中透着秀气，古朴中透着灵动。碗底有一方红色落款——江津珞璜瓷器厂。白色的碗底因时间久远有了一团褐色的印记，但这并不影响观瞻和吃饭的心情。

不过，从这一圈花纹和色泽来看，这碗不是我家的，大概率是二婶家的。我家的碗都是一些土碗，不仅成色不好看，花纹也极其普通，很多是蓝色的卷叶纹，并且也没有这种六寸的大斗碗。在我们村，有这样成套大斗碗的人家，家底是相当厚实的。因为这花色和做工以及落款，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产的。那时候，我家住的还是土墙房，母亲的陪嫁碗柜只刷了一层薄薄的红漆，早已在烟熏火燎中变得陈旧不堪。碗柜里的碗大小不同，花色各异，甚至凑不出一桌一色的饭碗来。这让母亲颇为烦恼，有时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她还需向婶子们借碗、借汤钵。

关于借东西这事，在我们村并不忌讳，有时甚至还主动出借。我记得，祖母曾经亲口告诉我，哪家哪户为了给儿子说媒，找谁借的一挑谷子、一套细碗、一身蓝布衣服、一口陶缸，甚至连棉絮也要借。比如，郑家为了娶九珍孃孃，提前几天就到处借粮食。这家借50斤谷子，那家借30斤高粱。一个院子就十来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借点东西出来。当媒人带着女方来相看时，四壁漏风的土墙屋里竟被塞得满满当当，当下就敲定了婚事。可当九珍孃孃真的嫁过来，闹热的婚宴一摆，贺喜的客人一散，还没来得及换下鲜红的嫁衣，就看到各家各户都来人搬东西了。她这才知道，原来厚实的家底都是从邻居家借来的。等大家搬完，婚房里就只剩下一架光溜溜的床，摆着她带来的两床喜被和几件家常衣裳，连蚊帐都被拆下来拿走了。

哪家不是这样呢？连黄大娘都亲口承认，看人户的时候，确实看到家里啥都有，心想：“这回总不至于过苦日子了吧？”结果，结婚才三天，家里就差不多搬空了。能咋办呢？日子还不是一样要过，家当只有一样一样地挣。前段时间，老家一个姑母过世，念祭文时直接说出了她当年分家时的情形：一张竹板床、一个土陶钵、一床薄棉被、两只粗碗。我当时听得都愣了，这样子的家可怎么过活呢？碗都不够用，更不要说其他的了。但好在后来的日子越过越好，房子修了，家当也置办齐全，加上儿女们长大后，都各自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碗柜里不仅有成套的、花色好看的瓷碗，连菜盘子都是考究的细瓷了。

我曾经质疑过这两只斗碗的容量，不知到底能装多少饭菜。于是，某天晚上炒菜时，特意用来盛清炒的儿菜。不料，大半锅菜却只装到斗碗的齐腰处，还有一小半空间余着，比我买的大菜盘子都能装。但我记得，这样的斗碗在二婶家几乎每顿都要装得满满的，还要一两个二碗的菜才够一家人吃。有天黄昏，礼礼哥饿了，要吃稀饭。他在斗碗口尝了一下，说不甜，要二婶给他加糖精。于是，二婶从小瓶子里倒出来两颗，跟他说，加了。他回头一看，碗里只有米汤和煮得开花的饭粒，哪里有糖精的影子？于是，他大哭：“我要看得到糖精！”二婶也火了，大声吼他：“糖精要化哒！”可礼礼哥才不管那么多，眼泪鼻涕糊了满脸。依然执着地要看得到糖精在碗里才行。二婶没法，把糖精颗颗倒在掌心，给他瞧过了，亲眼看着倒在碗里，这才止住了哭，开始吃他的稀饭。糖精加多了也不行，甜得发腻不说，还带苦味，礼礼哥却吃得欢乐。

那个时候，凡遇到有高寿的老人去世，总有人顺手揣个饭碗走，说是借借老人的福气。于是，主人家每回总要赔几个碗。为着这个风俗，外祖父打起了租碗的主意。他去清江街上买了十来副土碗，用竹筐装着，找人挑回来，放在墙角，说是等有人家要办事做酒席的时候来借，到时收一些租金用来贴补家用。到底有没有人家来租借，我不太清楚，倒是听幺舅娘说，最后那十几副土碗没几个是好的，都一股脑倒在后山的竹林里了。外祖父想发点小财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如今，这两只斗碗静静地搁我的橱柜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沉淀，反而显得熠熠生辉。每回用这斗碗盛面条时，我仿佛透过红油的面汤看到了当年的影子，那些虽然物资不富足，却充满了回忆、带着淡淡的涩味，和着甜味的日子。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