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晓

记忆中那些年的风，总带着些说不清的味道，混着田埂上的青草气，和不远处工地扬起的尘土，飘在我们家那片城乡接合部的上空。

那时的天，总爱起雾。清晨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雾就漫进院子，裹着院角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也裹着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我踩着露水追一只花斑蝶，蝶翅一闪，就隐进了雾里，像捉迷藏似的。巷两旁的房子，一半是青砖黛瓦的老屋，墙根爬着青苔；一半是刚砌起来的红砖小楼，水泥味儿还没散尽。拆迁的红漆字，已经歪歪扭扭地刷在了面墙上，像一道醒目、却又说不明的记号。

父亲的肩膀，是我童年最坚实的坐标。他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肩上扛着沉甸甸的工具箱，步子迈得又稳又快。雾大的清晨，他的背影在雾里慢慢变浅，我扒着门框喊“爸”，他回头挥挥手，声音穿过雾气传过来：“在家听话。”母亲的手，也是有力的，她能把一大盆衣服搓得哗哗响，也能把沉重的煤球搬上灶台，额角的汗珠滚落，砸在水泥地上，很快就没了痕迹。他们的脊背是挺直的，像屋后那两棵白杨树，可在夜里，我听见他们低声说话，说的是拆迁款、是新住处、是我明年的学费。那些话，像雾一样，飘进我的耳朵里，却又抓不住，只留下一点模糊的重量。

我的安全感，也像这雾里的光，若有若无。

白天，我和伙伴们疯跑。我们在老屋的断墙上跳格子，在新楼的脚手架下躲猫猫，把捡到的玻璃球埋在槐树下，等着明天再挖出来。父亲下班回来，会把我举到肩头，坐在那宽厚的肩膀上，能越过雾霭，看见远处越来越多的塔吊，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风拂过我的脸，我闻到父亲身上的汗水味，混着机油和泥土的气息，那是让我心安的味道。可到了傍晚，看着夕阳把拆迁的红漆字染得通红，心里又会泛起说不清的慌。大人们说，这里很快就要变成大马路、变成高楼了。那我们的老槐树呢？我们埋玻璃球的地方呢？我不知道。

母亲摸着我的头说：“以后啊，咱住楼上，有自来水，有电灯，不用再烧煤球了。”我点点头，脑袋里却没什么概念。高楼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像积木一样，叠得很高很高？住在里面，还能听见蛙鸣吗？还能追着蝴蝶跑吗？那些疑问，像雾一样，朦朦胧胧地飘在心头，没有答案。

父母的脚步，渐渐变得匆忙。他们要去丈量房子，要去和拆迁办的人交涉，要去看远处的新楼盘。我跟着他们去过一次，那片地方还是一片荒地，只有几个孤零零的样板房。风穿过空荡荡的屋子，发出呜呜的声响。父亲站在窗边，望着远处的塔吊，眉头皱着，母亲挽着他的胳膊，轻声说着什么。阳光落在他们的肩膀上，我忽然觉得，那肩膀上扛着的，不只是工具箱和煤球，还有一个家的重量，很重很重。

我依旧在雾里奔跑，只是跑得更远了些。我跑到田埂边，看最后一片稻田慢慢被推平；我跑到工地旁，看钢筋和水泥一天天堆起来。蝴蝶还是很多，只是它们的身影，越来越容易被高楼的影子遮住。

终于，在一个雾特别大的清晨，我们搬家了。

老槐树的影子，被留在了雾里。父亲扛着最重的箱子，母亲牵着我的手，我们一步步走出那条红砖巷。身后的老屋，渐渐被雾吞没，像一场醒不来的梦。

坐在搬家的卡车里，我望着窗外。雾慢慢散了，太阳升起来，照在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上，闪着刺眼的光。父亲的肩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结实，母亲的手依旧温暖。我靠在母亲的怀里，心里依旧是朦朦胧胧的，有慌、有怕，却又藏着一点说不清的期待。

后来，我长大了。那条红砖巷，早已变成了宽阔的马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再也找不到那棵老槐树，找不到埋玻璃球的地方。可每当起雾的清晨，我总能想起童年的风，想起父亲的肩膀、母亲的手，想起那些雾里的时光，朦朦胧胧的，像一首没写完的诗。

那些时光里的安全感，那些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也像雾一样，轻轻的、淡淡的，却一直留在心里，从未散去。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