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

“夏老先生，可见到您啦！”一句话出口，我有些哽咽，连句感恩的话也说不利索了。为了这一天，我整整等了四十多年，岁月太漫长，长到把一场素不相识的书缘，悄悄变成了两人半辈子的牵挂和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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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夏先生神交已久。那时，我还是一个满脸稚气的新兵娃儿，他则是渝东深山里的一位中年农民。我们相隔数千里，虽然不相识，却耳闻君有文墨之好。同连队夏战友曾提起，先生家堂屋八仙桌上，常见算盘珠子压着一沓稿纸，白天干繁重农活，晚上忙于会计事务，也总要抽点时间，就着灯泡漏下的几缕暖黄昏光写上几句。偶有田园诗歌、民间故事类作品发表或获奖，让我这个对文学充满憧憬的新人心生叹服。

那些年，我所服役的部队，地处冀北古长城脚下。没有书店，没有随手可查的资料，对我这个热爱码字的人而言，那份匮乏与闭塞，是一种深深的煎熬与焦虑。

一天军训结束，我意外收到一个包裹。快速拆开一层又一层牛皮纸，露出一本《常用文体的写作》，附带八九份报刊散文剪辑。那本书的封面为浅绿皮，扉页下方的钢笔字沉稳大气：赠袁勇同志，瀛瀛/1979年3月。

瀛瀛，一个陌生的寄书人，怎么知道我有这方面的需求？我逐一询问连队渝籍战友，心头的疑云，很快被一缕清风吹散。真相是，夏战友在一封寻常家书里，顺手添了一段关于我的事。没料到，这事被生产队会计夏鼎印得知（“瀛瀛”为其笔名），便默默地把他珍藏的书寄来了。于是，我正值青春就遇到了“及时雨”。

从此，因一本书结缘。先生就是那个渡岸使者，书是行舟，渡我从知识的狭窄走向宽阔，从写作的滩涂走向深海，内心涌起亦师亦友的感怀和对文学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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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记得，一次参加某大报征文比赛，我去信请教先生。他像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作经验与体会：“小袁，此类题材应以纪实散文为好，着重从一封加急电报构思……”又说：“管中窥豹，比一目观全豹更独特。”经先生一番点拨，我豁然开朗，参赛作品获得了二等奖。这一笺荣光，比岁序更长久，更有温度。

就这样，以纸传音，以墨寄情，让心事与困惑化作鸿雁，越过千山万水，飞向先生窗前的月光，飞进年少的心里。

多年过去，彼此仍未谋面，却已相知。我几次邀先生到京城来玩，一直未能成行；他曾为我介绍对象，虽无缘分，却是一段旧时光的好意。

后来，我的工作多次调动，一路风风雨雨，地址也一变再变，真正体会到人世沧桑的滋味。回过头一看，发现自己把先生跟丢了，连夏战友也不知去向。何时失去的联系？不得而知，各自散落在茫茫人海。

难道这段沉甸甸的书缘就这么散了？可刻在骨子里的那缕念想从未淡化，一埋就是半生。

再后来，纵使辰光走远，寻缘从未止步。冥冥之中，寻觅与等待，凝成一枚静默的花蕾，寒来暑往，兜兜转转，待春雨漫过，便繁花自来，几十年的企盼，终于花好月圆。但当年寄书的先生，如今已是耄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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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相映，总会相见。

那天，我刚踏入夏家沟一栋老房厅口，东头屋檐下一位老人正在挪动蜂箱，只见一道背影。当他蓦然回头，四目相对间又惊又喜，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眼前的先生，比我想象的个头要矮许多，穿着褪色的老式中山装，胸前还别着一支闪闪发亮的钢笔，多了几分乡村文人的派头。

“稀客呀，快坐！”夏老先生儒雅随和，他伸手拽过一根长凳，又赶紧沏茶。“浅茶，七分满。”他话音刚落，早春茶已在我双手端着的茶盅里悄然舒展，不溢、但烫。茶香滑过喉咙，浸润了那迟到的肺腑之言：“遇上您，是我莫大的福气！”先生连忙摆手：“实在不敢当啊。”

我郑重地从行囊里取出两本文集，笑着递给先生：“请您赐教！”他用皱裂的手接过拙作，仔细翻了翻，对我说：“手笔不凡，当初把书寄给你，物有所值，也寄对了人噻。”他浑厚的口音，带着熟悉的家乡烟火气。“你看，我这记性！”先生一拍脑门，猛地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泛黄的旧本子，“嘶”的一声，把最后一页攥在手心，又提笔写下什么，才缓缓递过来。上面写着：“半世匆匆，不过一念书缘；半生牵挂，只为一次相见。今生有缘人未央，谁晓何时月再圆？”后两句明显是刚写上去的。

那一刻，我红了眼眶，心也随之柔软。当年那本早已残卷的书籍，在时光加持下，仿佛生出一种奇妙的温热。些许陈旧的字句过，可先生那质朴的心意与教诲，仍够再温暖我半生。

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俯身抬起右手，轻轻碰了碰先生的手掌，像年轻人那样“啪”地击了一掌。他不经意间深吸一口气，声音微微发颤：“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我微笑着，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