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樊家勤

2025年岁末，重庆市渝中区作家协会举办了“山城文学社”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社员们纷纷发言，回忆那段热血沸腾、激情满怀的岁月。作为社员之一，我与“山城文学社”有什么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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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的一天，渝中区（当时叫市中区）文化馆通知我开会。会后，馆里的钟梦斯老师请大家去文化馆外、靠新华路边的餐馆吃饭。席间，他说：“《文化生活》报发行得不错，大家要团结，积极创作。”

那时“山城文学社”还没有成立，但我已经在学习写作了。

当时，渝中区在全国较早开展职工联合学校，开设了大专班。招生考试场地设在大阳沟（现大都会），要写一篇作文。那时我虽然在写作，但对我来说，写作文也有些难。还好，我以61分的成绩入了学，这分数，或许是阅卷老师手下留情了。

学校最初在中山四路小学，市文化宫里面也有教学点，后来搬到桂花园，再后来又成了“重庆市职工大学”的分部。在学校，我与“山城文学社”渐渐走近。

学习期间，我认识了胡培生和谢向全，三人耍得最好，被戏称为“三家村”。下午课后，我们常去两路口波浪房子下面（现希尔顿楼下）的一家面馆吃面。吃后返回桂花园，晚上接着上课。他们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山城文学社”社员。

胡培生鼓励我投稿。他让我把稿子写出来给他看，有时在课堂上就帮我修改。他和谢向全还带我去渝中区解放西路的《重庆日报》编辑部参观，编辑老师也鼓励我多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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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工作很难得到一手素材，对写作不利，便申请调到渝中区公安分局搞刑侦。工作忙了，但素材多了，我写了不少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等，发表的也多起来。

因为工作单位离得近，我常去谢向全单位。他给我说“山城文学社”在渝中区文化馆搞活动、开讲座；还说起去大宁河采风的事，回来很快写出稿子，说得我心里痒痒的。

一天，我独自去了文化馆，在一间屋里见到一位叫龚毅的编辑。屋里只有我们两人，便聊起了“山城文学社”的情况，他让我写稿。后来我把稿子寄给他，他很认真地在上面修改、批注后退回。1986年第三期《文化生活》报发表了我的小小说《同心》。这前后，胡培生发表了《赶末班船的年轻人》，谢向全发表了《今年流行酸菜鱼》。

后来因工作忙，我少与“山城文学社”联系，但受其影响，写稿没有停止，而且干劲还很大。那时，我在单位档案室工作，时间相对宽裕一些。当我在档案里看到周恩来的片言只语时，灵感被激发了，我下定决心用一段时间主写这方面的题材。

一天，谢向全给我说，他在单位办了一份内刊（资料），叫我给他投稿，我就把写贺龙的稿子摘选了一部分发给他。这个时候，我写的《周恩来在重庆》和《贺龙在西南》还没有正式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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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龙在西南的故事，我曾读过马识途写贺龙配合刘邓大军由陕入川解放成都的作品，也读过贺捷生写她父亲的文章等，但总觉得意犹未尽。

我向出版社交了《周恩来在重庆》后，又应承下来写贺龙，随即着手搜集资料，写出了《贺龙在西南》。

《贺龙在西南》出版后，对于封面还有过讨论。有朋友建议用一张照片更好，那张照片是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门前拍的，上面有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人。

重庆大学教授石孝殊是石青阳的后代，在报上看到摘登的《贺龙在西南》后，来到我单位长谈许久，因为书中写到了石青阳的故事。后来他们编写了一份家庭简谱，专门寄给我，里面写到了石青阳。

新华书店这样评价《贺龙在西南》：“本书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遵照‘史文结合，以史为主，文为史服务’‘既要有可信性，又要有可读性’等原则，按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党校、军队里，这本书常被列为了解那段历史的生动材料、党史学习教育的辅助读本。

2026年春节期间，从罗光毅发给我的“山城文学社”社员通讯录看，上面列有60多位社员，据说还不全。

这个在重庆较早成立的文学组织，至今还有多位社员活跃在文坛，且硕果累累。如写有《饥饿的女儿》《上海王》等作品的虹影；又如刘清泉，出版有《永远在隔壁》《101个可能》等诗集，曾获中国新诗研究所“新诗百年百位最具有实力诗人奖”；还有岳非丘，长篇报告文学《安民为天》获重庆首届“十佳渝版图书”奖，著有不少影视剧本等。

“山城文学社”于我，是锻炼写作的园地，是结交文友的桥梁，是互相扶持的平台。感谢“山城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