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玉强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当熟悉的儿歌漫过耳际，我指尖摩挲着书桌上的半根旧竹篾，边缘已磨得发亮，那是当年父亲给我做风筝时剩下的。它封存着我童年的一段时光：一个9岁男孩，攥着父亲衣角在黄土地上追“老鹰”风筝的模样。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村子窝在西北沟壑里，三月的风裹着沙砾刮得人脸生疼，却也把冻硬的黄土吹软了些。学校操场是片夯实的“光板地”，一圈都长着耐旱的芨芨草。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这儿便是全村孩子的“风筝剧场”。风筝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外面没卖的，只有手巧的家长才做得起。父亲是个木匠，在我念叨了半个月“想要风筝”后的某天，父亲收工时带回几根细竹篾和废报纸：“咱爷俩自己做。”

西北的夜来得早，土坯房的煤油灯芯挑得老高，灯影在墙上晃成暖黄的一片。父亲搬来炕桌，戴上“肢体不全”的老花镜，粗糙的手指捏着竹篾：“竹篾要削匀，太厚飞不动，太薄风一吹就折。”他蹲在地上，膝盖抵着炕沿，左手按住竹篾中段，右手用刀背慢慢刮，木屑簌簌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父亲弓着背在昏黄煤油灯下忙碌的身影，深深刻在我的记忆，至今每每想起仍会湿了眼眶。

糊风筝的纸是父亲带回来的旧报纸，父亲用米汤兑面糊：“纸要糊平，有褶皱风灌进去就栽。”他弓着背，鼻尖几乎贴到纸上，最后用墨汁给“老鹰”画眼睛——两只圆溜溜的黑眼睛刚点上，这只“老鹰”就像活了，翅膀展开的弧度像要扑下来啄食。

三月三那天，我骄傲地举着“老鹰”往操场跑，路上遇见小伙伴，他们眼里全是羡慕。到了操场，风正从塬上往下灌，我手心攥着线团直冒汗。父亲说：“逆着风跑七八步，等我喊‘放’就松手。”我照做，“老鹰”猛地一挣，晃悠悠升起来，越飞越高，很快就在湛蓝天空上成了个“小黑鸟”。我仰着头追着跑，鞋里灌进沙粒也不觉得硌脚。跑累了坐在田埂上，父亲从怀里掏出个烤土豆——皮焦黑，掰开时热气裹着香气扑出来，一口咬下去，土豆的甜糯混着他身上的黄土味，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口——这份踏实，成了我往后几十年闯世界的底气。

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书包里装满父亲的叮嘱，风筝的事渐渐淡了。再后来穿上军装，二十三载军旅，我和“风筝”成了陌路人。训练场的号角、巡逻路上的白雪、摸爬滚打的汗水……填满了所有日子。调任西藏高原边防部队工作后，抬头看见鹰隼掠过雪山，会经常想起那只“老鹰”风筝。那些和父亲在黄土地上追风筝的日子，像被风卷走的沙粒，藏进我青春岁月的褶皱里，却从未真正走远。

转业回地方，日子如山城的春天，带着潮润的花香。前天，儿子的班级群通知“三月三风筝活动”，儿子要我陪他买风筝，这突然撞醒心里某个沉睡的角落。我告诉儿子——“咱爷俩自己做”。我在网上买来现成材料：精致的老鹰贴纸，红橙相间的羽毛在风里颤，线轴是带齿轮的塑料盒，比当年的麻绳精致百倍，我蹲在地上，弓着身子像父亲当年那样为儿子组装着风筝。

儿子拿着“老鹰”风筝站在塑胶跑道上，操场草坪绿得像绒毯，远处高楼闪着玻璃的光。我蹲下来教他放线，他小手攥着线轴，指节泛白：“爸爸，你小时候也这么放吗？”我想起30多年前父亲教我时，也是这样蹲着，膝盖沾着黄土——爱不在言语，就在紧握线团的掌心中，从父亲到我，又稳稳落到儿子的指尖。

我们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儿子啃着学校发的草莓蛋糕，忽然问：“等我有了孩子，我也帮他做风筝吗？”我喉咙一热，摸摸他的头——如今那只旧竹篾还在我书桌上，已泛出包浆的光；儿子的风筝收在书柜里，每次看见都像看见两个春天重叠：一个是西北高原的风沙与烤土豆香，一个是山城的江风与草莓蛋糕甜。

三月三的风筝飞满天，线那头系着的，是三代人的春天；串起的是血脉里的执念，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执念——对亲情的依恋，对传承的虔诚，是“好好爱下一代”的本能。这份伟大的托举，让每一代人的春天，都能借着风，飞得更高、更暖。

（作者系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