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天

棕红色头发、职业套装、身姿高挑，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像急促的鼓点。对讲机里传来服务员求助的声音：“高妹姐，龙凤厅来一下。”“好的，稍等。”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她，早早结束了学业南下务工。在她的记忆里，青春是明媚的。我小的时候，她说飞机她是常坐的，山珍海味也是吃过的，山川河海更是走过的。我从未觉得那是她在夸耀，只觉得那时她的形象不需要修饰，也是恣意昂扬的。

某天下午，高妹姐要午休，说是午休，其实已是下午两三点左右了。做餐饮就是这样，午市结束后，忙了一上午的她才可以休息。或许是太入神了，她没听见我穿过出租屋巷子的脚步声。我推门而入，她坐在床边，手上拿着一包东西，我想凑近看清楚，她回过神来一把握紧，一边拉出几节卷纸，把那东西包了又包。我假装躲避她警惕的目光，瞥见她翻开布衣柜最里层，把东西小心翼翼放进去。

等她上班了，我像个小偷一样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一层层的纸巾打开，它的样子显现了出来，是一套金首饰：玫瑰的样子，项链、戒指、耳环。

自那以后，她搬了几次家。它不是放在这个出租屋的衣柜里，就是在那个出租屋的夹缝里，跟着高妹姐走这儿走哪儿。我时常见她拿着它发呆，却始终没见她戴过。

后来，高妹姐干了10多年的酒店解散了。于是，夫妻俩光荣下岗了。他们回老家时大包小裹地拿着，带着酒店的锅碗瓢盆这些家伙什儿。

回老家后，高妹姐好像变了，那套首饰时常拿出来戴。刚到老家时，他们起码走了半个月的亲戚，把酒店的那些家伙什儿当礼品送给亲戚，项链也天天挂在颈上。也是那时，我第一次仔细也坦荡地观察它，层层的玫瑰花瓣，在阳光下竟没有出租屋的灯光里耀眼。

一次闲聊，我问高妹姐：“这是不是你的嫁妆或彩礼？”她一笑，然后沉默，随后说：“那时穷，哪有什么嫁妆彩礼，有几床铺盖就算不错了。”我追问：“你这些金子哪里来的？”她笑着打骂我：“偷来的抢来的，小孩子家家的，问这些干什么？”后来，是什么契机记不清了，她说这是她结婚后自己买的，是她25岁存了好久的钱买的。

过了几年，原来那个高妹姐“消失”了。她变得和周围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就好似过去的那些日子从未有过。她开始学种菜，但篱笆搭得歪歪扭扭，菜叶也被虫啃得坑坑洼洼。我开始埋怨她一个农村人不会种菜，甚至嘲笑地到处宣传。她和那些农村孃孃一样骂骂咧咧地追我，和别人笑着却又羞愧地说她这辈子从未种过菜，人家也回应道：“没关系，你是城里人嘛！大城市回来的，哪能和我们这些泥腿子比。”

那以后，我总觉得她变矮了，怎么还能拥有高妹姐这个响当当的称号？现在想来，许是她的头越来越低，背越来越驼，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了。但她种的菜却越来越好，窄窄的一块菜地，承包了她家全年的饭桌。两栅栏黄瓜，更是能从初夏吃到深秋。

恍然，好像许久没见过它了，也再没见过她躲着悄悄抚摸。也许，它又被她收进了老屋的箱底，和她的25岁叠放在一起，变成了过去。

（作者系重庆市梁平区社区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