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星翔

朦胧中，久违的滂沱雨点，急促地砸向房顶，使劲儿敲击房顶的土窑瓦片。接着，堂屋木板门响起的“吱呀”声，让我刚刚被春雷惊醒的睡眠，马上由深变浅。

这是我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一年回老家休月假，遇到的第一场春雨。不用说，刚才是同样休月假的父亲，打开了堂屋的大门，肯定又要争分夺秒，去房前山涧小河沟，掏沟开渠，引水耕田了。

山涧小河沟，直接从山顶垭口延伸而下，不下雨时，都是干涸的，一旦雨停下来，就会很快断流，故曰“干河沟”。但“干河沟”却是附近村民，唯一的生产取水来源。

老家的山和地，都存不住雨水，即便修了山坪塘，也只能“白天装太阳、夜晚装月亮”。半小时就能下到山底，但从山底的集镇爬到山顶，再加两倍的时间，都还嫌累，山上、山下的海拔悬殊500多米。

这里最值钱的除漫山遍野的石灰岩矿，再无其他。生产队的石灰窑远近有名，在水泥普及之前，是上等的建筑材料。上世纪70年代县里没有水泥厂，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这里买石灰。没包产到户时，虽然卖石灰可以为集体挣一些收入，但都抵不过“十年十大旱”的苦楚。其他地方，都叫“春雨贵如油”，而我们这里，春雨就是“命”。

干旱最严重的年份，春夏秋冬四季，都会遇到时间长短不一的干旱天气。

每当干旱来临，为了找一担干净的吃水，往往需要半天工夫。队里的水牛，更是找不到滚澡退凉的地方。无精打采的土狗，只能静静地趴在斑竹林、油桐林等阴凉处，舔着长长的舌头不停哈粗气儿，就是有生人到了它的跟前，也懒得叫唤一声。

我家总共不到两亩的责任田，全是小块儿的，多数都是“望天丘”，全靠老天爷吃饭。为让田块更加保水保湿，在犁田裹边、搭田坎时，不得不犁上五六遍，而山下的田块，犁上一两遍就行了。就凭这一点，随时可以引水犁田的坝下，就让山里人羡慕得要死。

错过一场春雨，就要错过一年的期许。田里没了来水，就栽不了秧，全年的温饱，只能眼巴巴地寄希望于旱地收成，虽然玉米、红薯也能饱肚子，但哪有白米饭吃起来舒服。那时人们喜欢用“你就是吃干饭的”，来辱骂那些不能干、没有用的人，殊不知，相较于红薯、洋芋、玉米“三大坨”而言，真要是天天有“干饭”可吃，岂不是太好不过的事情？

尽管惊蛰过后大地复苏，但一场春雨仍是一场凉。学着爸爸的样子，我立马㧯起耙锄，跟出房门。顿时，整个身子不容商量地打起了寒颤，“倒春寒”的凉意，直透脊背，上、下牙齿咯得“梆梆响”。

不一会儿，又有几户邻居来到了“干河沟”。黑黢黢的夜晚，大家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有的穿上用化肥包装袋自制的“雨衣”，只顾埋头掏沟，生怕河沟溢出的山水从自己身边无情溜掉。

锄头铲土开沟撞击泥石的声响，时重时轻、时紧时缓，此起彼伏，默契得像一曲虽没彩排过但不失涤荡烦躁的交响乐。开引完这块田，又转头开引另一块田，走了东家的人，西家的人又赶了过来，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尽管累得直喘粗气，但众人的心里，都是甜滋滋的。

早饭后，大雨突然停下。劳作的乡邻，时不时地望向天空，个个苦瓜似的脸颊，瞬间愁云密布。“恐怕又是一场空欢喜了。”有人无奈地叫唤起来。果不其然，这一年，大家真就白忙活了。

好在妈妈早早在旱田里，栽种了当时叫“中单2号”的杂交玉米。良种就是不一样，那年的玉米产量，比周围苦等雨水、指望栽种稻谷的人家，特别是不相信杂交品种而习惯性种植常规玉米的人家，明显多了不少的收成。“我哪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等到老天爷再发春雨时，去抢水整田。即或是春雨来了，我一个人也整不出稻田来。算是瞎猫碰了死耗子。”妈妈说的都是实话，但还有一句她没有说。

那就是，要不要在“望天丘”改种玉米，尤其是要不要种杂交玉米，全都是我的主意，杂交种子也是我买回去的。当时，妈妈同样疑惑杂交品种的高产特性，见我买回去的种子小而瘪，还怼了一句：“别以为多读了两天书，就自以为不得了，种庄稼，你还嫩得很。”

后来，我慢慢地全都明白了。一遇大旱大灾，人们就习惯怪天怪地，虽然一点都没有错，但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年，老家虽然背靠大山，但差不多都是“光头山”，有的地方连一根杂树都没有，甚至把杂草也铲得干干净净，翻耕过来就是所谓“荒土”。

“山”虽高，但“水”不长，无论荒土，还是熟土，都毫无涵养水分的能力，大雨来时，浑浊的泥水四处横流，眨眼工夫就渗透得无影无踪；大雨过后，大小河沟立马断流，除了望天心叹，还是望天心叹。

如今，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些地，但很少听到“十年十大旱”的话语，甚至没有历经过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相信春雨就是“命”的说法。因为这里的旱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变成了花果山，还有几户人家办起了生意红火的“林家乐”，习惯开垦“荒土”的下一代、下二代人，用玉米、红薯、洋芋喂养的土猪肉，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抢手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