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耕

常言道，父爱如山。那么母爱呢，该如何比拟？我以为，母爱既不是大河奔流滚滚滔滔，更不是大海壮阔波澜起伏——母爱似泉，涓涓细流绵绵不绝。

如今我已是八旬老翁，在我三十三岁时，六十岁的母亲病逝，至今已近五十年矣。漫长人生路上我时时有母爱相伴，进入老年仍感受着母爱的滋润。

我来到人世时，婆婆爷爷外婆外公早已离世，因此无缘体验到什么是隔代亲，未能享受到祖辈的宠爱。我是独子，上无哥姐、下无弟妹，于是一辈子也不知何为兄弟姊妹间的同胞骨肉亲情。加之父亲在我九岁时便被调到主城之外的县上工作，在我十五岁时父亲又因意外英年早逝。所以父爱对我来说，只是遥远模糊的记忆。

我从小跟着母亲长大，难见父亲踪影，不得已，母亲只好既当慈母又做严父。不到五岁，母亲就教我读《三字经》吟《唐诗》诵《宋词》，且送我去读过私塾，回家还要大手把小手教我学写毛笔字，说早打基础，日后有用。我果然受益匪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川东行署秘书科工作，母亲在西南煤管局上班。生活在双职工家庭，我从小吃食堂，是伙食团的忠实成员，一直到老。家中不开伙有许多好处，省去了油盐酱醋的烦恼，余下时间皆可随心所欲地阅读。读书也是我们全家人的爱好，记得有一次外地工作的父亲手捧新出版的伟人诗作回家，喜不自禁地反复吟诵，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唱合一首，寄去当地报纸发表。

父亲一生都不是甘于寂寞之人。早在北碚朝阳学院读法律系时，就因上街游行被除名。离开学院后，他以银行职业为掩护，先后在四川三台、万县参与地下党活动。父亲的不安分也带来了家庭的不安稳。父亲因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意见，向有关部门写信受到追究出事后，直接影响了本拟提拔的母亲的前程。在岗位上表现出色的母亲，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虽未让她一夜白了发，却一夜坏了视力，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看稍远一些的物象即模糊一片。在处境极困难的时刻，母亲的冷静应对能力，令我敬重：她按时去了下放劳动的工地，没有丝毫怨言。还留足了我在学校搭伙的费用，要我心无旁骛学习，我成了她唯一的挂念。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正是我上高中长身体的关键期，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在劳动强度很大的工地苦苦挣扎，还忍饥挨饿用勒紧裤腰带省下的粮票，换成鸡蛋带给我增加营养。在米汤都稀罕如燕窝的年月，光洁似玉的鸡蛋是何等的珍贵！母亲在用自己的心和血，养育寄予厚望的儿子。

母亲学的是师范，早年当过小学教师，后转入工业战线。她干一行爱一行，企望我学好数理化，长大能当个有作为的技术员。但我的所作所为却让母亲有点失望，我小学时爱上了语文，初中时爱上了作文，高中时爱上了文学创作。高一那年，我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徐庆堡先生的关心下，写出了以百年前贵州苗民起义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张秀眉》，经著名诗人原翼推荐，我得到了峨嵋电影制片厂李光亨导演的约见和肯定。由于剧本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我放弃了此后的高考，错过了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而峨影厂在自然灾害中下马，也使我的电影梦就此破灭。阴差阳错的唯一好处是，母亲对我的写作从不理解变为渐渐支持，且从此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支持。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母亲单位的人事部门找上门来，安排我去重庆煤矿子弟学校任教。这让我感到有些突兀，一时不知所从。我是个只想当学生不愿做老师的人，从未想过要站上讲台，这也是我选择读高中而不去学师范的原因。母亲看出我的不情愿，开导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爱好文学创作不是坏事，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先从业余作者做起。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是正确的。我坚持写作几十年，出版了9部文学专著，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直做着与文学无关的职业，但这并未影响我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煤矿子弟校地处郊区，冬季寒冷。时时心系着我冷暖的母亲，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将旧毛衣拆洗晾晒干净，然后不顾视力微弱，织成毛裤和手套让我御寒。最让我感动的是，右手手套的拇指和食指指尖处，还刻意织成空洞，方便我握笔写字，可谓细心之极、周到之至。开学不久，母亲送我一本崭新的《辞源》，这是她用牙缝里省下的生活费买的。她还嘱咐我课前要认真备课，万万不可在黑板上写错别字，会误人子弟，贻患无穷。我牢记母亲教诲，勤勉敬业，第一学期结束，我便获得校方书面嘉奖和物质奖励。望着母亲欣慰的笑容，我眼角湿润，感觉她的满意有着比任何褒奖更为沉甸甸的分量。

正当我的工作渐入佳境，母亲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说是突然，其实是必然。自从父亲出事，家庭突遭变故，柔弱的母亲便凭着意志硬撑着，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不生病反而才是怪事。母亲在病中三天三夜不省人事，我三天三夜守着病床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怕失去相依为命的亲人。一个月后母亲出院了，我也松了一口气。至此，她便病退回家，开始了治病养老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三个春节，我的处女作《爱民果》在《重庆日报》副刊发表了。一首小小的诗歌习作，不想竟减轻了被疾病折磨的母亲的痛苦，带着快乐的心情，听着窗外声声爆竹，读着那首小诗，母亲过了一个舒心的节日。此后4年，母亲不断生病住院，也不断在病中读到儿子发表在远远近近报纸、杂志上的新作。病情的恶化无法阻挡，但那些渐有长进的文字，却是她缓解病痛的良药。

1977年6月的最后一天深夜，母亲带着对我的依恋和牵挂，平静地离开了这个让她饱尝酸甜苦辣的世界。整理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了整整齐齐存放着的4年来我发表的全部习作。这些作品有我的心血、也有她的体温，是我们母子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结晶。枕头里留有一个存折，存了200元钱，这是母亲一生的积蓄。为作纪念，我买回一把落地式电扇。闷热的夏夜，旋转的叶片送来习习凉风，我会想起在地坝纳凉时，母亲为我摇风打扇的情景。徐徐清风，犹如母爱的汩汩清泉，润泽我永远不会干涸的心田。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