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璟

这已是我第三次陪母亲住进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了。

一

第一次是2022年6月，母亲被查出慢性心衰、心房颤动、心律失常。那些医学名词像一记记闷锤，敲得人心头发紧。住了半个月院，那时我头一回认识了这层楼的医生和护士，记住了他们口罩上方专注的眼睛，记住了查房时轻声细语的询问。

母亲年轻时是个能干之人。老家在重庆乡下，父亲是乡村医生，十里八乡的人都找他看病。他背着旧药箱，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半夜被人叫走。母亲一人拉扯我们5个孩子，还要赡养高龄的爷爷，还要种地、养猪、操持家务。天不亮就起来，夜深了还在灯下纳鞋底、补衣裤。母亲性子急，雷厉风行，干活更是一把好手。村里人说她像个男人，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难事都扛得住。可就是这样一个要强的人，如今被病痛折磨得躺在床上，连翻个身都费劲。

父亲10多年前就走了，也是因为病。他当了一辈子乡村医生，给无数人看过病，临了自己却没能治好自己。他走后，母亲一下子老了许多，仿佛屋梁被抽掉了一根。从那以后，母亲长期住在大姐和幺妹家。幺妹家住沙坪坝，楼高，极不方便；大姐家在一个乡场，开着一家超市。姐姐和姐夫特意在底楼超市的后面给母亲安了一张大木床，免了她每天楼上楼下的攀爬之苦，又便于照顾。底楼接地气，人来人往，母亲每天都能和熟人说上几句话，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楼上，不知好了多少。姐夫也是极孝顺的人，平日里端茶递水，嘘寒问暖，把母亲服侍得舒舒服服；三妹家在广东梅州，遇到母亲住院这等大事，他们是要回家尽孝的；我平时有空，或每月去医院给母亲开药，隔三差五去看她。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母亲脸上也常有笑容。

二

第二次是2022年底，一度病危。她一周不能进食，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接到大姐电话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开会，当即请了假，去医院想法争得一个床位。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想着母亲这一回怕是凶多吉少。母亲被送进病房，还是那些医生，还是这层楼，紧急抢救，精心治疗，半个月后，她神奇地捡回了一条命。

那半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我工作平时忙，轻易不请假。可母亲出了大事，我这个做儿子的必须挺身担当。办住院手续、推母亲去各科室排队检查、跟医生沟通、签字缴费，一样都少不了。好在几兄妹轮流守护，我主要负责夜班，一家人齐心协力，谁也不推脱。我们家一向团结，遇事从不计较，这一点是母亲从小教出来的。

医院每天都有人离去，走廊不时传来压抑的哭声，担架车推过，白布盖着，家属跟在后面，脚步踉跄。我们这间三人病房被硬塞进了四张病床，前前后后走了5个人。母亲被特地安排靠窗住，旁边住过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心衰，夜里咳得喘不上气，她女儿整夜整夜地守着，给母亲拍背、喂水。有一天早晨，老太太忽然精神好了，吃了一碗粥，还跟女儿说想出院回家看看，可当天下午人就走了。她女儿没哭，只愣愣地站在床边，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母亲躺在病床，隔着一道布帘，听着那边的动静。夜里她睡不着，拉着我的手说：“这回我怕是不行了。”我说没事，医生说你正在好转。她摇摇头：“我晓得，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握着她的手，那手瘦得像枯枝，青筋凸起，皮肤上满是老年斑。我忍不住想起小时候，这双手为我洗脸梳头、缝衣补裳、在灶台边忙碌，那么有力，那么暖和。我又想起父亲走后那些年，她一人撑着，从没跟我们叫过一声苦。我说：“妈，你还要看着你孙子大学毕业呢。”她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好在最后，母亲安然回了家，真是苍天不负有情人。

三

已时隔四年了，这一次，还是同样的科室，却不是同样的病房了。母亲已81岁，白发又添了许多，行动愈发迟缓。医生说病情还是那些病情，只是随着年岁增加，有些病情更严重了。有医生建议，可以考虑做射频消融手术，但又说风险太大。兄妹几个意见也不统一。我夹在中间，心里七上八下。我是儿子，按老规矩该拿主意，可这个主意实在难拿。最后，医生也倾向于保守治疗。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们心里焦急，却什么也做不了。

母亲是急性子。在她看来，进了医院就该药到病除。住了几天不见大好，就着急。一急，心跳就快，血压就高，病情反而加重。有一回她冲查房的年轻医生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住了这么多天，怎么还是这样？”医生耐心解释，她听不进去，转脸朝着墙生气。我站一旁，心里酸酸的——一辈子要强的人，如今被困在这张病床上。她的急躁，说到底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

一天傍晚，我给她擦身子。她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手臂上的肌肉全没了，只剩一层薄薄的皮。我拿热毛巾轻轻擦着她的背，她忽然说：“我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可也不亏。你们5个都成家了，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说：“妈，你说这些干啥，你还要享好多年的福呢。”她笑了笑，没再说话。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白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霜。我忽然想起父亲走了后，母亲常常一人坐在屋檐下，望着远处的山发呆。她心里苦，却从不跟我们说。

后来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很坦诚地说：“我们该用的药，该使的手段，基本都用过了。目前这样，已是最好的状态。现在重在调养。”我听了这话，心里沉了一下。既然是重在调养，嘈杂的医院反倒不如家里。于是，我们决定把母亲接回大姐家调养，兄弟姊妹几个轮流照顾。办出院那天，母亲问我：“我是不是治不好了？”我说不是，医生说需要慢慢调养，家里安静，好得快。去大姐家的路上，母亲靠着车窗，看街上的行人店铺，忽然说：“还是家里好！”就这一句，我的泪差点掉下来。

陪母亲住了三次院，我越来越明白——人老了，病痛不过是日常的一部分，医院能做的终究有限。剩下的，是耐心，是陪伴，是一日三餐，是夜里有人陪着说说话，是把从前她为我们做过的那些事，一件一件地还给她。我是儿子，该担的事得担，该陪的床得陪。好在家里兄弟姊妹多，大家心往一处想，谁也不觉得是负担。

母亲生养了我们5个，如今她老了，该轮到我们好好陪着她了。父亲若在天有灵，看到我们这样，想必也是放心的。

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