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

父亲一生只认一个先生。

先生姓陈，不是私塾里戒尺高悬的老夫子，不是学堂里摇头晃脑的教书匠。父亲尊其“陈先生”，并叫了一辈子。这声“先生”里没有戏谑，没有生分，只有敬重。

父亲自幼失去双亲，十一岁的他还有两个更加年幼的弟弟。他本生得高大俊朗，却没有机会读书。失去爹娘的他开始走街串巷卖油条、烧饼，稚嫩的肩膀早早扛起了生计的重量。不识字这件事，曾是父亲胸口无法结痂一碰就疼的伤。

父亲后来被媒人带到一个念过初中的姑娘跟前，那个年代，三四个乡、十几个村子才有一所中学，能读到初中毕业的女子，十里八乡没几个。当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时，各自心里都带着些许的遗憾，父亲想：她个子能再高一点就好了；姑娘想：这么个“称头”的小伙儿，咋是个文盲。呵，命运这只手啊，从来不会照着人心里的尺子去量。

他们还是成了家，倔强的姑娘为了日子带着幼小的孩子搬离了大院回到遥远的故乡老宅。因为工作，父亲便一个人在城里留下了。父亲只能在春播和秋收有两个长假回家。于是，待孩子们都睡觉了，那昏黄的煤油灯照亮屋子的晚上，姑娘拿起笔，开始教男人写字了。

父亲从接过笔的那一刻开始，读书写字成为他人生极为重要的改变。刚开始写的字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犹如刚学步的孩子在纸张上跌跌撞撞。

她先从他的名字、家庭地址，和自己的名字，以及简单字词教起。有时父亲学得艰难，会负气地把笔一搁不写了，她赶紧夸夸他聪明，父亲那颗骄傲又脆弱的心便被妥帖地安抚了。便重新拿起笔，继续认真地一笔一捺。

姑娘姓陈，从此父亲尊称她一声：陈先生。

陈先生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生命里唯一的学生，一点一点地从文盲的沼泽里拽了上来。

当父亲会书写后，平凡的农家小院有了不一样的亮堂。

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那个骑着绿色自行车、背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就会停在我们的农家小院门口，扯着嗓子喊母亲的名字。那一刻，整个院子都明亮了。一封封远方的来信，经由邮递员递到儿子手上，递到女儿们手上，递到陈先生手上，也递到了时光和岁月的手上。父亲与家分开的日子里，他写给陈先生的信将这个家缝合得很好，书信起初只有寥寥几行，报个平安，问声好，说说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信里，父亲对实在不会写的字，他就画个圆圈或画个象形字代替。比如“我想你了”，“想”字不会写，就写成“我O你了”。鸡鸭猪狗驴马牛羊等家禽家畜，笔画复杂的就画：鸡嘴尖，鸭嘴扁，瘦狗肥猪羊尾巴短。

父亲对母亲写信的格式，从来一丝不苟。称谓顶格写，然后是“你好”，再写“见字如面”，接着是正文。结尾必定是“此致、敬礼！”然后是署名和日期。而称谓，永远是那三个字：陈先生。

待到父亲回家，依旧是在夜里的灯光下，陈先生坐在他身旁，用笔在那些圆圈里或象形字旁准确地填上正确的文字，那些圈与图里藏着的秘密，他不会写她也知道。后来父亲邮寄给陈先生的信越写越长，圈也越来越少，在悠长时光里的教与学中，陈先生也慢慢品读到父亲隐藏在粗犷外表下的细腻和温和，还有那股不肯轻易示人的脆弱与倔强。

陈先生教会了他写字，也把他这本厚厚的书读通透了。

那些泛黄的信纸，后来被陈先生整整齐齐地叠好，压在箱底。即便纸张已经发脆发黄，却是家中最珍贵的宝藏。

如今八十多岁的父亲每天最要紧的工作，是监督陈先生按时吃降压药，雷打不动。陈先生则时时刻刻盯着自己这个唯一的学生别喝多了酒，每餐只准喝一两。有时候父亲会先偷偷抿一口，再装模作样地倒满一两的小杯子。看到她严厉的眼神扫过来，这个学生便心虚地笑着：“陈先生，放心，不会喝醉的。”

如果爱情有颜色，父亲的爱情大约是一望无垠的草原，初时一片茫茫原野，后面繁花似锦春色满园，他用一生的岁月去描绘。他用了六十多年的光阴，把“执子之手”写成了“与子偕老”。

如果幸福有颜色，那便是陈先生，我亲爱的母亲这一生不离不弃地追随，是父亲每一声“陈先生”里藏着的敬与爱，是那些泛黄信纸上一个个被填满的圆圈，是她这个还没长大的学生偷偷抿一口酒时心虚又幸福地笑。

岁月替他们写下的篇章，被时光装订成册，被他们捧在手心里，在人间的烟火里舒展，静静地泛着温柔的光。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