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清

有些记忆是时间无法抹去的，比如那位曾引我入文学之门的先师。

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我对文学情有独钟，时常在本地一些报刊上读到署名朱彻的诗文，很是钦羡崇仰。后打听得知，朱彻是当地文化馆的文学干事。于是突发奇想，从荒郊野外的工厂出发，涉过河滩草地水洼，再穿过嘈杂街巷，一路寻到当时坐落在万安桥头的文化馆。

眼前的文化馆，跟想象中的反差实在太大。木结构，板壁屋，从门口侧身而入，是一条黑黢黢的巷道。巷道里悬吊着几颗摇摇晃晃的灯泡，模糊不清地亮着。一路上的楼板被我踩得“空咚空咚”响，这响声，合拍着我狂跳不止的心脏。一上一下拐过几个弯，又“吱嘎吱嘎”爬上一层楼，再绕过几个逼仄，最后来到一扇屋门前。稍有犹疑，我才“嗤啦”一声推开一条门缝。

缝开光泄，映得我有些眼花。汨汨光线中，只见一位身材高大、满头银发、年约五十的人戴着眼镜，背靠一扇窗，正埋首在一张长条桌前，一支笔在纸上划拉着什么。没错，这就是我欲拜访的朱彻老师了。见来了人，老师没感意外，搁笔站起来，抬头看看我，手指桌边一根凳子说：“坐。”我半边屁股坐下来，情急之下先慌乱自报了家门。听说我是从工厂来的，老师就有些留意了。他问起了我平时的一些写作情况，我恭恭敬敬站起来，从衣兜里顺出几张稿笺，趋身上前递到老师手上。他礼节性地翻了翻，说：“好，今后可以多来文化馆坐坐，我们交流交流。”那以后，我果然隔三差五怀揣自己稚嫩的涂鸦之作，来和老师交流了。

那期间，隔着时空岁月，我常常奔走在一座锤声叮当的工厂和一个托垫我文学梦想的圣殿之间，在老师那间小屋里，一边听着窗外自由市场的喧嚣吵嚷，一边听着他声震梁屋地给我讲解文学。狭小的空间，如同二重奏，混响着市井人生中让人有些微醺的文学气息，弥散在我的每个细胞和四周的空间里。

之后，经老师修改润色，我那篇仅有几百字的豆腐块，终于发表在当地一份文学小报上。平生第一次看见自己鼓捣出的文字，竟变成了浸着油墨香的铅字，那份喜悦自然难以言表。

不久，我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交给老师。没隔几天，按捺不住的我，便跑去文化馆找老师打听消息。甫一见面，他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你那篇小说改好了，清样也出来了。”我一阵窃喜，正准备双手作揖表达感谢之情，谁料老师话语突然一下拐了弯：“清样送上面审批，结果给毙了。”我脑袋顿时猛地“嗡”了一声，面对这个结果无言以对。可人生第一次从老师口里听到文字还可以像人一样被枪毙，让我颇有些惊讶和新鲜。

后来，当地有不少文学活动，老师都不忘喊我参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西安知名作家郎太根回故乡，老师在文化馆楼上组织的一场见面会。在我心目中，那个见面会真是盛况空前、群贤毕至。会后大家还集体留了影，照片挂到文化馆外面马路边上的一扇橱窗里，引来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后来照片被我一个工友碰巧路过看见，于是在千余人的厂子里八方为我宣传。其实那时的我还是个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的文学幼雏，按现在的话说仅是个文学粉丝而已。

又过了些时日，老师退休后，我就去一条名叫“稀饭厂”的巷子深处的文化馆职工宿舍，继续向他讨教。我小心翼翼爬上楼，敲门进屋，一眼便瞥见一张书桌依窗靠着，窗外一棵巨大黄葛树的满树绿荫篷到窗沿，想必老师天天会坐在那片绿荫里读书写字。让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是，我每次去，老师都会热情站起身来迎接，先泡杯茶，然后再装盘糖果点心招待。

淡淡的茶香里，满口的甜香中，我依窗而坐，静听老师循循善诱的说教。其实，我眼里的老师同样是文学的性情中人，他需要读者，需要听众，更需要展示和倾吐。所以每每这时，他会拿出几本以前发表过作品的杂志，或捧上刚写在笔记本上的新作，操一口浓浓乡音，然后点燃一支烟，时而站时而坐，时而走时而停，饶有兴致地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朗读，还边读边解析。老师是一个严谨之人，每次翻检我的稿子，都会字字句句予以点评，有时提的意见还很尖锐，让我颜面有些挂不住。回家的路上，为此心里还一直在打鼓：文学是我这种人弄的吗？我是不是吃错药了？但这样的经历多了，也就慢慢悟出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慢慢悟出了文学的真谛和奥秘。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老师的引领和提携下，我有幸参加了由四川省作协和《星星诗刊》编辑部在江油举办的四川青年诗人笔会，笔会后还发了专辑。当我带着这期作品登门拜望老师时，他的欣慰自不待说。后来，老师告诉我，他受邀去给三峡学院学生讲课时，还专门拿出我发表在那期专辑上的组诗，给学生讲解诗歌创作的意境、灵气和张力。再后来，我又在《诗刊》上发表了作品，更让老师刮目相看了。

如今，先师已经走了，可他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鲜亮而透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