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施崇伟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洋满嘴河畔的三棵黄葛树已经醒来。綦江与笋溪河在此交汇，三个码头各守一方，石板路从乡场蜿蜒而下，伸向水边。

洋满嘴是老地名，正式的名字叫白溪。洋满嘴不通公路，却因水而兴。綦江从贵州大山奔涌而来，笋溪河涓涓细流如小家碧玉，两水相执，成就了这个小小的乡场。最繁盛时，后山金沙寨驻过大军，山石砌成的城墙至今犹存，立于临江城门，可望百里远山，可俯两河如绿带缠绕。三个码头各有一棵黄葛树守着，石板路缓缓伸展，树荫下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小渔船如梭子般飘来飘去，渡船竹编的篷、没有挂帆，还有那专门载客的“揽载”，铁壳厢式，10多米长。40年前，我十八九岁，在这山里水乡教书，水路是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揽载，是我出行的全部依赖。

揽载，即是从白溪往返于上下游场镇的简陋客船。没有时间表，来了就上，上满就走。赶场天人货多，一会儿就满载出发；闲时人少，就得在船上边听船老大吹水流沙坝的趣事，边等客到齐。有时等不及，有急事的人一催促，船老大把烟头吐进河里，手一扬：“开船！”副手撑篙，老大掌舵，轰隆隆的马达声中，船慢吞吞退出岸沿，轻盈转头，空阔的河面漾出一道弧形水痕。

船舱里坐满人，就成了一个有烟火味的小世界。乘客大多是洋满嘴的农民，都是相熟的老乡，谈笑着赶集买卖、农田种植。偶尔几声鸡叫猪吼从木板下传来，叶子烟味和禽畜气息夹杂着，熟悉得很。即便是中山装口袋插着两支笔的乡干部或穿着鲜色衣裙的村姑，也不必刻意回避。大家挤在一样的油烟与汗味里，各得其乐。

我最爱的是沿途风景。船舱无窗，却是一道无死角的观景台。船舷之下粼粼波光清涟通透，岸上变换着四季：河滩浣衣的村妇，田间驱牛的农民，放学路上打闹的孩童，春天的野花、秋来的金色稻田，还有鲤鱼滩的河石、谷王庙的灰墙、车碗岗那枝繁叶茂的老黄葛树，沿河两岸，都是我免费赏阅的风景。

那时我不甘于这份恍若隔世之境，一心寻思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八里外是仁沱镇，几十里外是县城，更远的是重庆。要去这些地方，全凭水路。揽载载着我从白溪到仁沱，从仁沱到县城，再从县城到重庆。一步一步，从山里走向城市，从青涩走向成熟。那些年在船上度过的时光，现在想来，恰是我青春的注脚：慢，却踏实；拥挤，却温暖；简陋，却充满希望。

渡船不仅载人，也渡心。在洋满嘴码头等渡船的那些清晨和黄昏，我遇见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船工王二不慌不忙，喝着鱼粥才肯开船；打鱼人黄三口哨悠扬，舱板下蹦跳着新鲜的河鱼；挑猪崽的外乡人坐在扁担上，慢条斯理地说“河横在那，总会有渡的时候”。这些平凡的水上人家，用他们的从容告诉我：生活如渡船，急不得，也停不得，总要相信对岸会到。

我在那片水岸生活了8年。每天听着鸽鸣狗吠，闻着荷香稻香，看着炊烟缭缭绕绕。夏天到河里游泳，黄昏踩着夕阳唤渡船，月光下听老校长讲古，蚊吟鼠窜里挑灯夜读。那段与水相依的日子，粗朴却丰盈，寂寞却自由。白溪的水，渡过了我的青春，也渡着乡民的日子——卖粮卖笋、买肥添猪、走亲访友、赶场看病，全凭这一叶扁舟、一艘揽载。

如今，通往白溪的公路有了很多条。上连先锋镇、下接仁沱场，最近的支坪半小时就能到达，直上兰海高速，到全国各地都挺容易。揽载船早已退出“江湖”，码头也冷清了许多。可当我站在那棵老黄葛树下，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我忽然明白：水运之于中国，何尝不是这样一条“渡船”？从古运河的桨声帆影，到现代化港口的巨轮穿梭；从千年漕运的国脉所系，到长江经济带的黄金水道——水运渡过了物资、渡过了文明、渡过了亿万人的生活。

我写下的不是宏大的成就数据，不是高深的航道技术，只是一个普通人与水运的青春交集。但正是这无数个“我”的故事，汇成了水运中国的温暖底色。那些年在水上漂泊的日子，教会我等待、教会我从容、教会我相信“总有渡的时候”。而今，中国水运正以更快的速度、更智能的技术、更绿色的理念破浪前行，但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水运最动人的力量，始终在于它连接着此岸与彼岸、连接着人心与希望。

我的水运故事，从白溪出发，从未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