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明

“咔嗒”一声，门锁上了。虽然声音不大，但我听着心里头一紧。手还搭在门上面，钥匙攥在掌心里，凉飕飕的，就是不想抽出来。又要告别老家，回城里。可我这双脚啊，像是被一颗钉子钉在地上，迈不动了。

楼道里安静得很，只听见自己喘气的声音。我慢慢转过身，眼睛顺着门，从上往下又看了一遍。墙角那个鞋柜，老伴前年纳的鞋垫，还在里头搁着；窗台那盆君子兰，叶子倒还是青的；楼梯拐角那面墙上，太阳斜斜地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飘，也不知道要落到哪儿去。

我下一级梯步，回一次头，眼睛舍不得离开那扇棕色的门。门上倒贴的“福”字，还是去年的老黄历，红纸褪了色，边角也翘起来了。可就这么看着看着，又觉得它是新的，像是昨天才贴上去的。那个时候多好啊，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回来过年，我和老伴忙碌着，满屋子热气腾腾的，到处都是年味。

三楼、二楼、一楼。每下一层，那些陈年旧事，就像潮水一样涌上心来。

三楼东头，老廖家的门口，以前有一只土狗，成天蹲在楼梯拐角晒太阳。我下班回来，还没上楼，就能瞅见它眯着眼睛打呼噜，尾巴偶尔还摇两下。现在呢，楼梯拐角空空荡荡的，只有几片干枯的树叶，蜷在角落里。

走到二楼时，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小张家那扇门，以前在这个时候，总能听见他在里头唱歌，唱得不怎么样，可听着就是亲切。有一回我拎着东西上楼，他正好探出头来，笑着说：“哟，又带好吃的回来啦？”就在这楼梯口，我们还能摆几句龙门阵。现在门关得紧紧的，一点声响都没有。

下到一楼，还是忍不住回头望。楼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可穿过这片黑，我又好像看见了，院子里的那棵蜡梅树，花早谢了；东屋的窗户该擦了，灰蒙蒙的；父母屋里的那台老挂钟，也不知道走不走，有没有人给它上发条。

院子里静得出奇。以前这个点，炊烟升起来了，饭菜香飘过来了。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喊：“快点，去叫你爸吃饭！”父亲一定会在刀豆架下，鼓捣他那几盆花花草草，听见喊，慢悠悠应一声：“来了来了。”我跟在他后头，看着他背有些驼了，可走得稳稳当当的。

现在刀豆架还在那儿，在风里摇摇晃晃的，看着就要散架。窗户还在，没人擦了。老挂钟还在，没人上发条了。它们都还在，可又好像都不在了。

我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扇门。门里头锁着什么呢？老沙发、老床、那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那沙发里，还陷着父亲看电视的身影，他总是歪在那儿打瞌睡；那老床上，还留着母亲絮叨时的体温，冬天她老给我灌热水袋；那口铁锅里，还炖着过年时全家人围坐的热乎劲儿，咕嘟咕嘟冒着泡。

昨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伴问我怎么了，我说：“想家的事。”她说：“这有啥好想的，城里的房子是家，老家的房子也是家，两个都是家。”我没吱声，可心里头明白，这哪能一样呢？城里的房子什么都好，有电梯不用爬楼，冬天有暖气，下楼就是超市。可半夜醒来，总觉得窗外该有鸟叫，该有鸡叫，该有狗吠，该有风吹过窗口那种沙沙的响声。那些声音，城里头听得见吗？

我在乡镇工作三十多年，每天下班就往家赶。那时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骑着摩托车，心里急，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家里。推开那扇门，总能看见母亲在厨房忙活，锅碗瓢盆叮当响；父亲在院子里拾掇花草，或者拿把扫帚在打扫卫生。妻子帮我接过包，问一句“饿了吧”，然后一家人围坐在那张老桌子前吃饭。

后来父母走了，他们的屋子空了，可那件穿了二十年的中山装，还挂在柜子里，领子都磨得发白了；那把剪刀还放在针线盒里，刀刃磨得亮晃晃的。每次回老家去，我都要进屋里去坐一坐，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也不是念想，就是觉得，父母他们只是出门买菜去了，一会儿就该回来了。

再后来，我退休了，女儿在城里给我们买了房。临走那天早上，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看看灶台，看看碗柜，看看床铺，看看桌椅，还有院里的树啊花啊草啊……我对自己说：“还会回来的，又不是不回来了。可这一走，就真的很少回老家来了。”车子终于开动了。后视镜里，老家的房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化进天边的暮色里。可我知道，它还在那儿，站着，等着。等着某一个黄昏，某一个清晨，等着那串熟悉的脚步声。

人这一辈子，到底要有几个家？小时候的家，是父母在的地方；长大后的家，是自己在的地方；老了以后的家，是孩子在的地方。可说来说去，真正的家，怕是只有那一个——我们最早离开，又最想回去的地方。那扇门一锁，好像就把什么都锁在里头了。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