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玉玲

老家在渝东北大山深处，土墙瓦顶，门前是一坡望不到头的山。

家里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父亲话少，裤脚总沾着泥，整日闷头干活；母亲嗓门大，喂猪、放羊、做饭，从早忙到晚。那些年家里养着羊和猪，母猪下了崽换钱，刚好供我们姐弟读书。

2003年，我7岁，读了半年学前班就进了小学。大姐每天趴在堂屋的石磨上写作业，我搬个小板凳坐旁边，伸着脖子看她翻书。她也不赶我，偶尔还指着课本教我念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念完，我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圆圆的，白白的，悬在墨色的天幕上，可不就是一个白玉盘么？从那以后，每到晚上，我就一个人跑到村口的石头上坐着，望着月亮，反复念那几句诗。书里的世界，好像就藏在月光里。

家里活多，父母常问：“你们是留在家里看书，还是跟我们去山里干活？”我每次都抢着答：“我看书！我看书！”母亲瞪我一眼，眼角却藏着笑。“就你精！”

那时的周末有一件事必等着我——放羊。赶着十几只羊上山，白的黑的都有，散在坡上像一团团移动的云彩。等它们吃饱，再割满一背篓猪草回来。出发前，我要乔装一番，把一本《课堂内外》塞进背篓底下，盖上硬纸板，再放镰刀和猪草叶子打掩护。就这样藏好了我的“宝贝”。

这些书是我的班主任张老师给的。她剪着齐耳的短发，说话轻声细语，眼角常带着笑。她让我当班长，一当就是六年。发现我爱看书，每个周五放学，她就把我叫到跟前，从办公桌里拿出一摞书：“这周拿这几本回去看，看完了带回来。”

我抱着一摞书，蹦蹦跳跳地跑回家。

放羊的时候，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来，从背篓里掏出书，半倚着身子翻看着。羊们散在坡上，低头吃草，偶尔抬起头“咩”一声，又低下头去。风吹过草叶沙沙响，我读着读着就忘了时间。回过神来，天已黑。我赶紧把书塞进背篓，胡乱割几把红苕藤，赶着羊往山下跑。

到家时，母亲站在院坝边，手里拿着锅铲，一看背篓里寥寥的猪草就皱眉：“就这点？猪吃啥？”我低着头不说话，手指绞着衣角。她骂几句，转身去热饭。父亲依旧坐在门槛上抽烟。有一次母亲骂得狠了，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父亲才开口说一句，“让她读。读书是好事。”

张老师大概也知道我家的情况，总变着花样给我发“奖金”——写广播稿奖2元，考试一百分奖5元，年级第一奖20元……我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丫头读书厉害。

张老师还常开玩笑：“你这么乖，干脆给我当女儿，我给你出学费。”我把这话学给父母听，父母说：“这是你的福气，要记一辈子。”

小学毕业那年，我在县里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作文，写放羊，写背篓里的书。张老师拿着报纸在班上念，念完眼睛红红的，她奖励了我一支钢笔，一支我后来用了很多年的钢笔。

上了高中，到县城的中学读书，离家远了。但只要回镇上，我都要去张老师家坐坐。有一次聊得太开心，误了回城的大巴。张老师的爱人二话没说，推出摩托车载着我就追，一直追到二十几里外的加油站。我上了车，趴在车窗上往后看，他调转摩托车，一个人骑着往回走，背影越来越小，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考上大学那年，有一天同学喊我：“玲，有你的包裹！”我跑去收发室，看到从老家寄来的小盒子，上面是张老师的字迹。拆开一层又一层，里面是一部手机。对我而言，手机还是稀罕物。

我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来，上面显示着一行字——

“你真是我的好女儿。”

宿舍里很安静。那行字安安静静地躺在屏幕上，轻声细语。小时候的玩笑话，她从未忘记。

参加工作那年，我回到镇上，像张老师当年一样站在了讲台上。

张老师和爱人已退休，搬到城里跟儿子同住，但专程骑着那辆摩托车回来看我。这次他们带了一个MP3播放器，里面存了《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张老师说：“累了的时候听听。”

我把MP3攥在手里，点点头。

在镇上教书时，我学着张老师的样子。有个叫晓君的学生，母亲智力欠佳，弟弟全身脑瘫，全靠父亲打零工维生。我帮他申请了国家补助，又在班里发起“变废为宝”活动。孩子们拿矿泉水瓶、废纸等换钱，存进“班级银行”。攒够了，给晓君买了口风琴。他抱着琴，红着眼，没说话。孩子们围着他，一个劲地欢呼。

后来我调到城里，依旧办“班级银行”。城里的孩子把旧书、文具寄给镇上的小学，晓君也在其中。他后来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给我发了消息报了喜。这时我想到了张老师。我用同城快递给远在重庆的她点了一束花，没有留言。她收到后发来信息：“我就知道是你。”

如今，我在城里教着一群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他们没见过土墙瓦顶，没放过羊。我给他们讲大山里的女孩，讲张老师，讲那辆追大巴的摩托车，讲那部手机里的字，讲晓君的口风琴。孩子们听着听着，举着手：“老师，我们以后多攒瓶子，多捐书。”“老师，我长大了也要当老师，像你一样。”我摸着他的头笑了。

那部手机早就开不了机了。但那行字，还在。那个播放器里的声音，我偶尔也会听。

山坡上的风，好像一直没有停过。

风里，好像还有人叫我女儿。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