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祎

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高考，但那好像也是父亲的一场高考。

父亲中专毕业，因家里条件困难，错过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然而我当年的摸底成绩仅有500来分，与理想中的大学遥不可及。然而，父亲却一直在认真筹划。

一天，我突然被他带去参加厂子弟校的考试，说考上的职工子女毕业后可包分配，这是当年的特殊照顾。我懵懵懂懂地问：“考啥子？”父亲也不晓得，父亲同事则惊奇地说：“怎么会来考这个？”

填报志愿是在考试前，父亲和母亲以及家里长辈们动用了所有关系，终于找到一位教育系统的“专家”来指导。提前批次，父亲瞻前顾后，反复考虑后填报了军医大学和师范大学。第一批次，得知B大学学费大幅上涨，计划中的A大学不变，于是父亲果断改为B大学，分析说：“今年B大学竞争肯定没那么激烈，机会更大。”似乎全然忘了母亲常年生病，家里没啥积蓄的窘境。我倒不太在意，感觉每个学校都很好，却不是500多分的我可以觊觎的，填哪个都一样。在第二批次里，父亲把知名学院修改为普通学院，又在其后的所有批次里依样画瓢，填出一份学校名称不太响亮、所在城市规模较小、与班上同学很不相同的志愿。是否服从调剂？父亲说全部要填服从；自费和学费高的更要填，因为分数至少会低10分；再往后的那些，哪怕初中毕业就能报考的学校也要填，一个空都不能留……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收到第一份喜报。“付师傅，第一名，三门都是满分！”他对报喜的同事们摆了摆手，遮掩不住的幸福却在眼角眉梢间蔓延，连外眼角处的褶子都变成了向上的对号。当然这并不是他的目标，却是一份女儿后面“有书读”的底气，哪怕当年没有人懂。7月末，当我的名字神奇地出现在学校黑板上的第二行，以高出几十分的成绩被B大学录取时，我仍然懵懂，是我的成绩吗？跟着心脏剧烈绞痛起来：填A大学就好了，母亲每月的劳保工资才一百多块，现在四年下来学费要多出几千块，这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父亲却非常开心，他当年尘灰满面的生活里难得有几次这样的开心。

跟着是一系列紧张忙碌的准备工作，他像个陀螺一样从里间旋转到外间，口中念念有词：“火车票要提前买好，开学再买就来不及了，绘图工具也很重要，要选大牌子！箱子买大还是小？衣服怎么准备？日用品呢？这次好多人帮了忙，要请大家吃个饭……”我和母亲都被他逗笑了，家里头一次因为无数琐碎的小事而充满了笑声。

“这是三百元，不够就打电话。”一个月后，父亲陪我报完到就要走，连美丽的校园也没有走遍。

“住宿一天二十，以后再找机会。”八月末的烈日下，父亲提着卸空了的帆布大口袋与我告别，后背上干了又湿的汗渍好像奇形怪状的地图。

回到故乡小城，他会继续在站台上帮姑姑卖熟食，挣那些每一张都沾着油的辛苦钱——一个油饼四毛，一根鸭翅六毛五分。凌晨一点收摊后，他清点完那些硬币、毛票和其他大小面额的纸币，整理完剩下的食品，在轮子弹跳发出的“哐哐”声中穿过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擦净车身，搓洗完抹布，把几百斤重的推车锁进库房，在刮着风或飘着雪的暗夜，有或者没有星星的凌晨，裹一身臭汗，蹬半小时自行车回家，第二天清晨，再蹬一小时自行车准时出现在工地。他会再一次拿起他的焊枪和防护面罩，在闪烁飞溅的焊花中把自己定格成一座永恒经典的雕像。不记得他曾经怎样描述过当年那些白天和夜晚，只有一句“下班经过卖冰棍的地方，觉得特别口渴……”在耳边反复回荡。

父亲的高考已过去三十余年，却一直牢牢镌刻在我的心上。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