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永亮

那日，先生开车带我去参观父亲生前工作过的煤矿。煤矿已关闭了，铁门紧锁，院中杂草丛生。煤矸石堆成的山还在，黑乎乎的。周围的房屋空落落的，窗户玻璃破了，门也关不上，风吹过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音，好像有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

在这片废墟上，一簇簇野花却开得甚是热闹。花儿们从煤矸石缝隙中生长出来，一丛接一丛，将整个山坡都染成了淡紫色。蜜蜂在空中嗡嗡地飞着，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谁也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一座煤矿。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关于父亲的记忆便如水般温柔地将我包围。

父亲在矿上开绞车，绞车房就在井口附近，他常神情专注地坐在操作台前一整天。他爱说爱笑，见到谁都会和他们聊上几句。有他的地方就有笑声，这是矿上的工作人员说的。

傍晚时分，在家门口等父亲下班是我和姐姐的必修课。远远地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车把上有时会挂着一袋用旧报纸包好的大白馒头，还冒着热气。我和姐姐欢天喜地地迎上去，父亲停下车，笑呵呵地把馒头递给我和姐姐，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抱到后座上。小脸贴在他汗湿的背上，闻到煤炭、肥皂混杂的味道，啃着香甜的大白馒头，心里踏实而又甜蜜。

最开心的事就是父亲带我们去矿上玩。煤矿离村远，骑车得1个多小时。前面大梁上坐着小小的我，后面车架上坐着姐姐，父亲蹬得满头是汗。到了矿上我和姐姐就在附近疯跑，捡放炮剩下的引线，红的绿的缠成一团当作宝贝。有时父亲忙完，把我俩抱到空煤车上，推着走几步。车轮在铁轨上咯吱咯吱响，我们就乐得嘎嘎的，那是这辈子最开心的搭巴车。

玩饿了，父亲带我们到食堂吃午餐。给我和姐姐打白米饭、红烧肉，还有绿油油的青菜，他却端着一碗稀饭，配着咸菜慢慢喝。“爸，你咋不吃肉呢？”我好奇地问。“爸不爱吃肉，你们吃吧。”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回答。

那时候他帮村里很多邻居买过煤。带人到煤场，给装车的工人递根烟，说是咱村的，挑点好煤。买完煤，人家要赶回去，父亲总说吃过饭再走。有时候人家不好意思，他就摆摆手说：“一顿饭能把我吃穷吗？”其实父亲那时一个月挣的钱也不多，那些饭菜都是他从自己口中省下来的。

煤矿是父亲去世后才关闭的，他走的时候矿上还正常生产着，也许，没有亲眼看到煤矿关闭是一种幸运。在他心里，那里一直都很热闹，有人闲聊天，有人捡放炮线，有人推着空煤车走。

我在废墟中站了很久。风从煤矸石山吹来，带着野花的清香。我蹲下来摘了几朵野花，放进包里，带回去给母亲看。母亲接过那几朵已有些枯萎的花儿，默默看了很久，没说话，她静静地把花插在窗前的花瓶里。阳光穿过玻璃照进来，洒在那些开始凋谢的花瓣上。“你爸……”她忽然说了一句，嘴角动了动没有再说下去。

后来每年三月我都会去。有一年去得早，花还没开，只有些刚冒头的芽。碰见一位老人也在那里转悠，说以前在矿上干过。问起他认不认识我的父亲，他说：“开绞车的老赖？没人不熟悉，全矿他最爱说笑，也最爱帮忙。”他又说：“你爸那人很善良。有一次家里有事，他替我上了三个班。给他的钱坚决不收，也不同意我还班，说谁还没个困难。”

听着老人朴实的话语，我忽然觉得父亲没有走远。他这辈子帮助过多少人，没有人能说清，他也不记得。但是总有人会记得的——他曾顶班的人记得，吃过他买的饭的人记得。

风吹过，野花轻轻摇动。突然间我就明白了，它们每年都会开花，并不是因为这里曾经有煤矿，而是有人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温暖的东西。

那一丛丛野花，都记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