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黑叔叔

柳总不是总。

他姓柳，是个教书40年的老教师。不知从哪天起，同事们开始叫他柳总。他也不恼，反倒乐呵呵地应着，仿佛这声“总”里，真藏着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其实，他这辈子最大的“总”，也就是这两年当了个年级主任。

柳总这人，外表看起来确有点“总”的派头。他爱跳国标，不是那种广场上随便扭扭的，是一板一眼、脚下带风的专业范儿。节假日的傍晚，大礼堂广场是他的主场。音乐一响，他腰板一挺，下巴微扬，眼神如炬，仿佛脚下踩的不是水泥地，而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大妈们看得眼都不眨，直呼“这身段，绝了”！因为跳舞，他平日里走路也自带节奏，昂首挺胸，衣装永远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连皮鞋都擦得锃亮。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哪家要上市的公司老总，正准备去敲钟呢。

退休前，他在黄花园一所全国闻名的中学教物理。在他手里，20多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一流大学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按理说，这样一位“金牌教练”，退休后该去高档小区里养花遛鸟了。可两年前，他却跑去江津一所中学“再就业”。

6月24日，高考查分的日子。

学校附近有家苍蝇馆子，桌子上的塑料桌布还泛着油光，头顶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像是在给闷热的空气伴奏。柳总约了几个老师在这儿吃晚饭。说是吃饭，其实大家都没心思动筷子，眼睛全盯在手机上。工作群里，学生的成绩像雪片一样飞来，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创下了这所学校的历史最好成绩。

同事们激动得拍大腿，有人甚至想站起来唱两句。可柳总呢？平静得很。“小娃儿没见过簸箕那么大的天。”他夹了一筷子花生米，慢条斯理地嚼着。几十年来，一般的高分已不能让他兴奋，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在他眼里，都跟超市的购物小票差不多，见怪不怪了。他的平静，不是装出来的，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底气。

直到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一条消息弹了出来：“柳总，小刘物理考了65分。”

刚才还稳如泰山的柳总，突然像被弹簧弹了一下，猛地从塑料凳子上站起来。他眼睛瞪得溜圆，嘴角咧到了耳根子，一把抓起桌上的啤酒，“啵”的一声，瓶盖飞出去老远。

“这杯酒，我要喝！”他大喊一声，把旁边桌吃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同事们面面相觑，心想：65分？这分数在黄花园那所名校，怕是连本科线都悬，柳总至于这么激动吗？柳总才不管别人怎么想，他仰头灌了一大口啤酒，泡沫沾了一嘴，他也顾不上擦，笑得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

“你们不知道，”他发觉自己失态，指着手机，声音都在颤抖，“这丫头，高考前一个多月，物理只能考30多分。在很多人眼里，她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分母’，是拉低平均分的‘拖油瓶’。”

苍蝇馆子里安静了下来，只有风扇还在“吱呀”地转。

“可我不这么想。”柳总放下酒瓶，眼神突然变得认真起来，像是在讲一道复杂的受力分析题，“我跟她说，高考上60分不成问题。她不信，我也不怪她，毕竟30分和60分之间，隔着不止一道坎儿。我就给她制定专门的学习计划，每天盯着她，一道题一道题地抠，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地磨。”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口酒，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说实话，今年物理卷子难，考完我也心里打鼓，怀疑自己是不是把牛皮吹大了。没想到，这丫头真给我考到了65分！这65分，比那些考90多分的，还让我高兴！”

同事们这才明白，柳总这杯酒，敬的不是分数，是一个普通孩子的不放弃，是一个老师对“分母”的尊重。

在教育的江湖里，太多人盯着金字塔尖的那几颗明珠，却忘了金字塔底下，还有无数块沉默的石头。好学生是锦上添花，差学生才是雪中送炭。柳总的价值观，不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升学率里，而在小刘那65分的物理卷子上，在那瓶被“啵”一声打开的啤酒里，在苍蝇馆子油腻的桌布上。

他教了一辈子物理，最懂“力”的相互作用。他知道，成全一个原本就跑得快的学生，只需轻轻一推；要拉一个掉队的孩子，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这力气，不是谁都能使的，也不是谁都愿意使的。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路边坝坝舞已热闹起来，音响里放着节奏感十足的曲子。心情极佳的柳总整理了一下衬衫，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昂首挺胸地走进了跳舞的人群。

他的步子依然一板一眼，身板依然拔得笔直。在喧闹的市井舞曲里，他不是消遣起舞，而是在完成一场朴素又庄严的生活仪式。他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跳成国标；把每一个普通的学生，都当成清华北大来教。65分也是一场漂亮的胜利。

那晚他还说，教育不是流水线，是种庄稼。苗有高矮，花有迟早，他不挑，只管浇水施肥。他信一点：只要不放弃，每棵苗都有向上的可能。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