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光毅

客厅沙发上铺着的那条手织毛毯，已陪了我3年。每次目光落在上面，眼眶就先于意识泛起酸涩，继而泪水模糊了视线。

这是一条粗陋的杂色毛毯，间隔着深浅不一的灰蓝、暗红和墨绿的条状色泽，无序拼接在一起。母亲生前拆散家里舍不得扔的旧毛衣，拿两根筷头粗细的棒针，一针一针织成的。线头最初拆开时卷曲着，带着经年的褶皱，母亲把它们重新拧成一股力，织成了这条毛毯。每次坐上去，母亲的体温似乎就回来了。

3年前的那段日子，是我生命里的至暗时刻。患重感冒的我，高烧整整三天不退，在家折腾了好些天，只好去输液，体温仍在39℃上下翻滚。我躺在床上，意识昏沉，连翻身都像涉过一条大河。

此时，隔着一条嘉陵江，歌乐山上养老院里，87岁的母亲也在高烧。老人家承受着同样的煎熬，吃药、输液、物理降温，用尽了办法，高烧却愈演愈烈。养老院护理员不断传来坏消息，一个比一个紧急。我在这头病床上，她在那头的病床上，母子二人各自困在自己的疼痛里，连一句安慰的话都递不过去。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对着歌乐山的方向在心里呼喊：“母亲你一定要挺住，儿子和你一起扛，我们一起跨过去，迎接新年。”

新年在我的祈祷中来了。可它带来的，却是最坏的消息。

新年的第二天晚上，养老院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我握着手机，手在抖，心也在抖。妹妹远在深圳，身患重疾无法回来；我重病在床，连下地站立都无法做到。唯一能去的只有弟弟，他一个人操办了母亲的全部后事。而我，作为长子，连跪别母亲的机会都没有。

躺在病床上，面朝歌乐山方向，我泪流不止。那种痛不是悲伤，是刀子剜在心上的钝痛。我一遍遍问自己：作为长子，不能亲自前往，跪别母亲，这不是内疚和自责就能说得过去的，它是一道坎，是一道一辈子也翻不过去的坎，也将是我今生最大的痛。

母亲身后事办完第二天，我的体温毫无征兆地降了下来，而且很快就恢复到正常体温，家里所有人都感到惊诧，这体温咋就急转直下了呢？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是母亲辞世前还惦记着我的病痛，老人家用她的魂灵带走了我持续不降的高烧。朋友的言说，尽管有点唯心成分，但我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我相信母亲在最后一刻，还牵挂着她的儿子，用最后的力量，带走了折磨我的病痛。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年轻时说着轻松，可到了耳顺之年，才知其重得像一座山。

如今，我常常坐在母亲织的这条毛毯上，抚摸那些粗细不一的纹路，指尖触过每一道接缝、每一个线结，仿佛触到了母亲那握着棒针、一针一线织就温暖的双手。母亲清贫一生、勤劳一生，留给我的东西不多，而这条粗陋的毛毯，却比任何遗产都更珍贵。

毛毯旧了，边角有些磨损，颜色也褪了不少。但它铺在沙发上，我就感觉母亲还坐在身旁，絮絮叨叨说着家常，说着说着就笑了……（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