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龙

农中，就是现在的仁沙中学。那时，整个丰都县仁沙公社就这么一所中学，方圆几十里的娃娃，脚底板磨起泡也要往这儿赶，说它是当地的“最高学府”，半点儿不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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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守着渠溪河，前临丰垫公路，后靠着余家坪那座山，山水绕着校园，青瓦映着河光，却绕不开当年的穷——条件差得明明白白，苦得直截了当，却也暖得实实在在。

最早的时候，中学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就是仁沙小学的“附属班”，挤在联合大队的三间保管室里，土墙土瓦，漏风漏雨。三块石头垒起当桌子，学生们各自从家里扛来凳子，高的矮的、方的圆的，坐得歪歪扭扭，却个个睁着求知的眼睛，精气神足得很，半点也不嫌弃它简陋。

后来，在场镇农机站旁边，总算修起了砖混结构的教室，算是有了“学堂”的样子，可玻璃窗子还是缺三少四，风一吹就呜呜响。一到冬天，就糊上旧报纸挡风，纸页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就跟我们一起念课文似的，热热闹闹，倒也驱散了几分寒意。

学校没有球场，教室外有一块近200平方米的坝子，用石灰、煤炭灰混着黏土的“三合土”铺的，刚铺好时平平整整，可没过多久就被踩得坑坑洼洼。下雨天踩上去，泥点子溅得满裤脚都是，鞋子陷在里头，得用手才能拔出来，却没人抱怨半句，反倒踩着泥坑追着跑，笑声比雨声还响。

食堂更撇脱，就在教室的角落搭了间临时小屋，水泥和砖砌的甑子黑乎乎的，却擦得干干净净。师生们从家里背来米、红苕、咸菜，小心翼翼装进陶瓷大碗、铝皮饭盒，递到陶师傅手里。他往蒸笼里添上渠溪河里挑来的清水，一上午四节课的工夫，不停往灶膛里添木柴，火苗舔着锅底，烟气袅袅升起，等下课的“钟”声一响，刚好蒸得冒热气，每人一钵饭，就着自家带的咸菜，吃得津津有味，没人挑三拣四，只觉得这烟火气里全是踏实。

可那时候，没人觉得苦，反倒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苦里藏着甜，涩里裹着暖。

2

农中最先教会我的，是“将就”——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得过且过，是在苦日子里，把每一分条件都用得巴巴适适，不浪费、不抱怨，在贫瘠里活出精气神。

学校连个正经的钟都没有，偌大一个校园，上课、下课、吃饭，全靠二楼栏杆上挂着的一个大货车轮毂。它就是东风大卡车轮子中间的钢圈，锈得发红发亮，用粗铁丝牢牢吊在那儿，风一吹，还轻轻晃悠，发出细微的“哐当”声。到了点，蒸饭的陶师傅，或是哪个路过的老师，随手拎起铁钎子，“铛——铛——铛——”敲得不紧不慢，节奏分明。那声音算不上好听，闷闷的，还带着股淡淡的铁锈味儿，可传得远，整个校园听得明明白白，连河对岸新民大队田坝上，正薅草的乡亲都能听见，他们晓得农中的娃娃们，又要上课、又要下课、又该吃午饭了。

那时，我们就伴着这“铛铛”声，坐满了一堂又一堂课，读熟了一篇又一篇课文，熬亮了一个又一个清晨。后来我去南京念书，头一回听见电铃，清脆得有些娇气，反倒不习惯了，总觉得那声音少了点啥——少了农中轮毂钟的那份硬气，那份实在。不如农中的轮毂钟，硬邦邦、实打实，一下是一下，不掺虚、不兑水，敲在耳膜上，也刻进骨子里，能记一辈子。

现在回头想，那轮毂钟，就是农中的脾气，也是农中人的性子——没条件讲排场、没资本摆阔气，却绝不打马虎眼，绝不敷衍了事。轮毂是破的，锈迹斑斑，可敲出来的声音，半点不掺假，就像农中人，憨厚、耿直，说话做事一步一个脚印。

3

农中还教会我一样东西，叫“熬”。山里人说的“熬”，不是混日子、熬时间，不是消极等待，是熬筋骨、熬心气，熬出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熬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冬天的早晨，被窝里暖烘烘，外头冷得人打哆嗦，哈气成霜，咬着牙爬起来，搓着手背书，是熬；一道数学题抠破脑袋也做不出来，同桌也帮不上忙，两人对着题目发愣，不放弃、不气馁，再接着抠、接着算，是熬；食堂的钵饭，一周六天见不着几滴油星子，肚子寡得慌，就着咸菜往下咽，依旧能吃饱了接着读书，也是熬。可熬过来了，人就硬气了，骨头就硬了，往后再遇到难处，总会想起农中的日子——那么苦都扛过来了，这点坎儿算个啥？

老师们也苦，陪着我们一起熬，可苦里藏着甜，藏着对我们的真心实意，藏着教书育人的赤诚，没得半点敷衍应付。

班主任蔡文奉，教数学的，按辈分我得喊他舅，他却总笑着喊我“小朋友”，语气里满是宠溺。他每天走路上下班，来回好几里地，下雨天两脚泥，裤脚卷到膝盖，沾满了黄泥巴，却从来没迟到过，比闹钟还准。他话不多，性子沉稳，眼睛却毒得很，哪个学生走神、哪个学生闹情绪、哪个学生藏着心事，他一眼就瞄得出来。有一回我考试考砸了，心里又急又慌，趴在桌子上蔫头耷脑，提不起劲，连饭都没心思吃。他走到我身边，没骂也没训，就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温和却有力量：“小朋友，你又不是这个水平，打起精神来，莫垮了，再努努力，一定行。”就这一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往后不管遇到啥挫折、啥难处，都能想起他的眼神，心里就有了底气。

语文老师吴爱琼，咬文嚼字的功夫是真厉害，对我们要求也严，却又格外有耐心。有一个同学的作文，把“那”写成了“哪”，她批改时发现了，没批评那个同学，反倒问了全班一句，结果大半同学都分不清“哪”和“那”，闹了不少笑话。她也不恼，索性把大家分成“哪”小组和“那”小组，当场摆开架势辩论，让大家各说各的理由。教室里吵吵闹闹，同学们争得面红耳赤，就在这热热闹闹的辩论里，不光分清了两个字的用法，连课堂都变得活色生香，不再枯燥。

最有意思的是英语老师邹光芬，刚从学校毕业，年纪轻轻，孩子气都没脱，跟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第一堂课，她学着城里老师的样子，用普通话教英语，我们听着别扭，就偷偷在底下笑；后来她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索性改用丰都话教英语，一口地道的丰都腔，格外有意思，我们笑得更欢了，有的同学还故意学着她的腔调念单词。她站在讲台上，一脸无辜地皱着眉问：“你们到底是来读书的，还是来看戏的？莫笑了！认真点！”底下笑得更凶，可笑着笑着，单词记住了，课文也能背得滚瓜烂熟，一点不费劲，学英语变成了一件开心的事。

现在再想起那些日子，苦是真苦，可咂摸起来，全是甜的，甜到心坎里，暖到骨子里。

4

农中还有一个好，就是人亲，亲得跟一家人一样，那份情分纯粹又真挚。

同学之间，不是一个村的，就是隔壁村的，多半沾亲带故，喊一声都能应，凑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谁要是忘了带咸菜，不用开口，大家就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分着吃，绝不藏私；谁从家里带了几小块腊肉，切成碎末，没一会儿就被抢光，吃得满嘴流油，连手指缝里都带着肉香；谁生病了，不用招呼，自然有人帮着带饭、去河边洗碗，有人送去看医生，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贴心。那种情分，不娇气、不客气，就像渠溪河里的水，清澈又绵长，能让人记一辈子。我们在泥巴操场上疯跑、打闹，在渠溪河边背书、谈心，在凉磉墩下乘凉、写作业，山山水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人也长得皮实，经得住折腾，扛得住风雨。

毕业那年，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在教室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没有隆重的告别，没有不舍的相拥，就是安安静静地看着那一排两层的小楼，看着坝子边上那几棵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听着那口轮毂钟几声“铛铛”响，在心里默默说：“我肯定要回来的，回到这片养我的土地，回到这所教我的学堂。”

后来，真的回去过几次。最近一次是2024年，我特意邀请了南京政治学院的同学林凤谦，让他给学弟学妹们讲国防知识，讲外面的世界。这时的“农中”，早就变了大模样——新楼拔地而起，窗明几净，操场硬化得平平整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泥坑，清脆的电铃取代了当年的轮毂钟……

可我总觉得，那“铛铛”声还在。它不在耳朵里，在每个从农中走出来的人心里，刻得深深的，挥之不去。那声音里，有农中的脾气，有我们滚烫的青春，有“将就”的韧劲，有“熬”出来的底气，还有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烟火气，以及忘不掉的师恩与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