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静

老家在垫江界尺场。界尺场的三月，风还带着寒气，从屋后的竹林灌过来，穿过堂屋门缝，刮得脸有些生疼。我坐在椅子上，母亲从厨房走出来，黑褂褂被风紧贴在身上，下摆的毛边轻轻颤着。

我过年给她买的枣红色鸭绒背心，还挂在衣柜里，吊牌都没剪。

黑褂褂太旧了。棉布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下摆处补着一块补丁，针脚密密匝匝。扣子是手工盘的布扣，最上面那颗用白线缝过两道，远远就能看见。我不止一次说：“妈，褂褂扔了吧。”她扯扯衣角，笑着说：“好好的，扔啥子嘛。”

这件黑褂褂的料子，是父亲多年前从湖北带回来的。那时他去湖北打工，回来时蛇皮袋里装着几斤棉花和一块黑棉布。母亲接过布，嘴上说“浪费钱”，当晚就在煤油灯下拿剪刀比画起来。她没有尺子，手就是尺——拇指和中指一拃，张开手臂量肩宽，然后拿起剪刀就咔嚓咔嚓剪了起来。

说来挺神奇的，母亲不会织毛衣，不会绣花，嫌那些活“磨磨唧唧的”。可她缝衣服却是一把好手，不用尺不用粉，布料往身上一披，手指一捏就知道哪里该收，哪里该放。我们三姊妹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她缝的，可村里人却很少夸母亲“贤惠”。

她嗓门大，说话快，急起来像是在跟人吵架，老远都能听见。她不喜欢做饭洗衣做家务，可做起田里的活，却像换了个人——犁田、栽秧、割谷，没有她不会的。抬石头，100多斤压上去，步子稳稳当当；挑担子，满满两箩筐，扁担一闪一闪，腰杆挺得笔直。村里人都说，何大姐比个男人还能干。

那时候农村重男轻女，和人拌嘴吵架，对方满是嘲讽：“你们家都是女儿！”母亲眼睛瞪得铜铃大，扯着黑褂褂的衣角，声音比平时还高两个调：“女儿怎么了？我们不偷不抢，比哪个都强！”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小学三册没念完就辍了学。外公走得早，哥哥当家，嫂子不肯让她继续读书，她只好离开了学堂。提起这事，她眼里冒火：“我恨她一辈子！”可舅舅和舅娘来家里做客，她照样炒一大桌子菜，笑脸相迎。我说她刀子嘴豆腐心，母亲脸微红：“终归是亲人。”末了补一句：“你们要好好读书，不能像我一样，认不到字，走到哪里都吃亏。”

小时候我很怕母亲。她管得严，不许我们惹事，放学必须先做作业。有时我偷跑出去和小伙伴比爬树，回来被她拿竹条抽小腿：“掉下去了啷个办？”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她凶，是怕我们受伤害。那些年村里穷、世道乱，她一个女人要干活养家，又要护住三个女儿，哪有那么多温柔可以慢慢给？

但她还是没有护住二姐，至今也放不下。

二姐执意要去广东打工，母亲拦着不让走，死死按住她的行李。二姐性子犟，趁母亲下地干活，悄悄拎着包就离开了家。母亲回来发现后蹲在坝子边，捂着脸，很久都没吭声。

后来二姐病危的急电拍了回来，父亲和大姐连夜赶往广东。母亲也要跟着去，可她从没出过远门，大字不识几个，连火车票都不会买。她站在院门口，望着父亲和大姐匆匆远去的背影，手死死攥着门框，指节都攥得发白。

她等来的，是二姐殁了的噩耗。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她独自坐在堂屋里，连灯也没开，像一截枯了的树桩。她连着好几天没吃饭没睡觉，脸色蜡黄，瘦得颧骨都突了出来。到卫生院输水时，她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念叨：“都怪我……不该让你出去……”那是我记忆里，母亲第一次生这样重的病。

从那以后，母亲的话少了，笑也少了。可她还是照常下地，照常干活，只是偶尔会坐着发呆——坐在门槛上，眼睛望着远处，一坐就是大半天。

7年前，父亲也走了。

那之前，父亲在床上躺了大半年，母亲端屎端尿，从没说过一句累。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替他把衣服理得整整齐齐，在他床边坐了很久，最后伸手摸了摸他的脸，然后站起身，开始一个人张罗后事——买棺材、请道士、办丧酒，件件都安排得妥帖周全。我和大姐哭得恍恍惚惚的，她却硬是一滴眼泪没掉。

父亲安葬后，客人们都散去了。我和大姐收拾屋子，翻出那件黑褂褂，说干脆扔了吧。母亲走过来，默默拿过去叠好，紧紧抱在怀里：“这件不扔。”

收拾完行李，我们却找不到母亲了。楼上楼下都不见她的人影。后来绕到屋背后，才看见她坐在父亲的坟前，怀里抱着那件黑褂褂，满脸都是泪水。她哭得没有一点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蜷在那里，像一截被雨水泡软的土墙。那是父亲走后，第一次看见母亲哭。

之后母亲病了一个多月，瘦了一大圈，那件黑褂褂穿在身上，空荡荡地晃着。

我专程回老家接母亲一起住，但她只住了几天，就说住不惯，闹着要回界尺场：“你爸托梦给我了，要我回去照看房子。那是他拼了一辈子修的。”

回到界尺场，她又重新种起了庄稼。我和大姐轮流劝她，年纪大了，别再这么辛苦。可母亲就是不肯彻底放下，蔬菜种了好几亩，吃不完就背到场口去卖——满满一背篓，腰弯成了直角，走几步，便停下来歇口气。我说：“妈，你别再去卖了，我养你。”她笑了笑，又扯了扯身上的黑褂褂：“我自己能动，就不要你们养。”

父亲走后第二年，我发现母亲开始喝酒了。她以前滴酒不沾，总说辣乎乎的有什么好喝。如今每天晚上，她都会倒上一小杯散装高粱酒。我问她怎么喝上了，她说：“喝了酒，身上不疼了，也不想烦心事了，能好好睡觉。”

遇到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她端着酒杯站起来，声音洪亮：“祝大家都发财。”那模样，像是年轻时候那个泼辣要强的母亲又回来了。可热闹散去，夜深人静时，母亲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慢慢抿着酒，不说一句话，眼睛望着墙上父亲的遗像，一望就是很久。

有一回我陪着母亲喝酒，她忽然开口说：“你爸走的时候交代我了，要我好好过，不给你们添麻烦。我走了以后，你们两姊妹要好好的，别吵架。”

她喝完最后一口酒，站起身，又习惯性扯了扯那件黑褂褂——这么多年了，这个小动作从来没变过。然后她慢慢走回房间，路过堂屋时，停下脚步，深深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窗外，月亮很亮，照着界尺场的老街，照着父亲亲手修的那栋老房子，也照着衣柜里那件一直没舍得穿的枣红色鸭绒背心。每次我回家，她都会打开衣柜，拉着我看一眼：“等我出门走亲戚的时候穿。”

那件黑褂褂，她一直没舍得扔。

（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