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聂树平

重庆奉节。

白帝城东碑林，八十余块碑刻从隋代排到清代。游客从明良殿出来，导游指一指碑林的方向，说“那边还有几块碑”，脚步不停，往下一个景点去了。

碑林深处有一块碑，高115厘米、宽64厘米，光绪六年刻。远看是一幅墨竹图——三竿竹子，疏疏落落，竹节分明。走近了才看出来，竹叶不是画的，是字。三根竹叶组成一个字，字字相连，组成一首五言绝句：

“不谢东篁意，丹青独自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诗是竹叶，竹叶是画，画是碑——诗书画三位一体。这块碑叫《丹青正气图》，是白帝城最珍贵的碑刻之一。

让“竹叶碑”被看见

旅游团在白帝城停留四十分钟，够看托孤堂、够拍夔门、够在碑林门口打个卡。竹叶碑上的字太小，要凑近了才看得清，凑近了还要仔细辨认——认出竹叶是字，认出字是诗，认出诗里的意思。这需要时间，而游人来去匆匆。所以碑就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没人看见。

林惠君看见了。

她是重庆教育学院的古代文学教师，喜欢旅游，但和一般游客不同——她不是来拍照打卡到此一游的，她是来挖掘宝藏的。

导游讲不到的地方，她自己查；导游讲错了的地方，她自己纠。她在竹叶碑前站了很久。碑上的竹叶她认全了，诗她记住了。后来她跟人聊起这块碑，说：“三根竹叶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是诗、书、画三位一体的国宝，很多导游都不会讲。”她把碑上的诗背出来，把这首碑上的诗记了几十年。她不是在考证，她是在记住。

记住，是因为觉得重要。因为她发现，巴蜀山水藏着无数竹叶碑这样的东西。不是没有，是没人把它们“抠”出来。在这之前，只有《四川风物志》这样的书，但还不够。后来她自己编了一本《巴蜀旅游文化》，写到白帝城碑林，对竹叶碑也只有一句话：“竹叶碑、凤凰碑等最为珍贵，可谓碑中瑰宝。”其书第313页分析道：“那通《丹青正气图》竹叶碑，运用汉字书法特点，模拟竹叶的形状，用一首五言诗组成翠竹几竿，绿叶数枝。这种托情于诗，藏诗于画，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艺术，真可谓妙笔生花！”

三年后她编《巴蜀古诗选解》，三峡卷收了35首诗，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都写过白帝城，但没有一首写竹叶碑。竹叶碑不在诗歌的传统里，不在导游的路线里，只在石头上——等人凑近了看，看出来了，记住。

她决定编一本书。让游客在白帝城不只是看夔门，还能看见竹叶碑的匠心；在蒙顶山不只是喝一杯茶，还能知道茶道从哪里起源；在小三峡不只是坐船看红叶，还能知道两岸的石头叫什么名字。她给这本书取名《巴蜀旅游文化》。

这本书的起点，就是那方诗书画交融一体的竹叶碑。碑在等人。她来了。

让古旧方志苏醒

北碚西南大学图书馆典籍珍藏室，巴蜀数千年的历史躺在书架上，静默、沉睡。没有几个人来翻它们。地方志是巴蜀最厚的家底，也是一座无所不包、海涵地负的地域文脉宝库。

林惠君来翻。每周一次，从渝中区坐公共汽车到北碚，两小时，摇摇晃晃。她挎包里装着两个馒头，坐在典籍珍藏室查一天，中午馒头就着白开水，下午再坐车回去。连续两个多月。她不是在查资料，她是在筛——100万字的素材，一个字一个字地过。书稿里有错漏，她不许它错。一个地名对不上，她要查三个版本；一段沿革有出入，她要翻到原始出处。100万字压到28万字，四分之三删掉了。

三年后，她又主编了一本《巴蜀古诗选解》。两本书看起来是两件事——前者讲旅游，后者讲古诗。但放在一起看，编撰逻辑是一体的。《巴蜀旅游文化》按十大旅游区收资料，先按“地”写初稿，再按“旅游文化”的内涵分章节；《巴蜀古诗选解》按18个行政区划编诗，成都卷、重庆卷、三峡卷……也是按“地”编。一本用“地”收风景，一本用“地”收诗。方法论的内核只有一个：从地出发。

从地出发——用在地的人，写在地的知识，核在地的信息。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文学语言研究会理事、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副会长的四川省教育学院教授龙晦给《巴蜀古诗选解》写序，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注释者多是当地同志，对当地地理状况非常熟悉，注释起来当然比外地的人要强得多。”他举了一个例子：苏轼诗里“梦中却到龙泓口”，连他这个“半个乐山人”都不知龙泓口在哪里，乐山的李中毅却能把位置、里数解释得清清楚楚。龙晦说的是注释者的优势，但也是主编的方法——这和她亲自走蒙顶山、赤脚过小小三峡，是同一个逻辑：不靠二手资料，靠脚走出来的第一手。

两本书摞在一起，不到4厘米厚。4厘米，熔铸了巴蜀两千年的山水名胜和诗词之美。

这不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书，这是一群学者的文化“众包”。作为四川省教育学院系统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她组织28所教育学院中文系收集资料，多数参与者是各院校中文系主任。十大旅游区，一个区一组稿，28个人的稿子交上来，她负责统筹、增删、编定。100万字是28个人写的，28万字是她一个人删的。删别人的稿子比删自己的难——每一行都是别人的心血，但文稿中也可能有瑕疵。她要像用篦子梳头发一样，一丝一毫也不放过。

后来她回顾这段时光说：“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二字，我讲究的就是认真。”又说：“我的优点是做事认真，我的缺点是太认真。”

在山与峡中跋涉

四川雅安。蒙顶山，茶道。

蒙顶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人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区，西汉吴理真在此种茶，至今两千多年。山前小道盘旋交错，有数千级石阶勾连迂回，直至顶峰。

数千级石阶。她走上去的。那个年代，没有缆车，没有捷径，一级一级走。上下山走了8个小时，饥渴，腿酸，她没有折返。书里要写蒙顶山的茶道，她就得走到茶道的源头去看。

她编《巴蜀古诗选解》雅安卷，收了徐元禧的《蒙山》：“石屋能藏月，云梯可到天。”也收了赵懿的《游蒙山天盖寺》：“不知何代寺，著在白云巅……绝顶寻灵迹，峰心卷碧莲。”注释是当地人写的，她审核。但审核和亲见是两件事——她要走到9900级石阶的尽头，站在天盖寺门口，看见“著在白云巅”不是文人的夸张之辞，而是一个铁铸事实。

而巫山的小小三峡，更难。

大宁河小三峡已开发，有游船，有栈道，游客可以坐着看。那时的小小三峡却没有，她只得租一条小机动船往里走。三撑峡峡窄水浅，船吃水不够，工人跳下来推船。鹅卵石硌脚。她也下来，赤脚过滩；秦王峡更窄更幽，两岸的植被压下来，天只剩一条缝；长滩峡滩长水急，船更难走。三段峡走完，她把三个峡的名字和特征一个一个记下来——这不是从别人书上抄的，是她赤脚踩着鹅卵石走出来的。她说，去小小三峡是为了“亲自感受原生景观”。这8个字，是她给自己定的标准，也是她做旅游文化研究的写照。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亲自去，她没有解释。也许她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书里要写的地方，当然要走到。这和地方志里一个地名对不上要查三个版本，是同一个逻辑：太认真。

330页的文脉丰碑

《巴蜀旅游文化》1995年9月第一版。330页，27万字。版权页上写着：主编林惠君，副主编4人，编委6人，参编7人，顾问6人。一本283页的书，24个人做，她一个人统筹、增删、编定。

《巴蜀古诗选解》1998年9月第一版。7700册，50万字。版权页上写着：主编王朝谦、林惠君，审订羊玉祥，编委21人，撰稿人43人。一本541首诗的书，60多个人做，她统筹全书，负责重庆、涪陵、三峡卷的审阅。

书出版后，有人评价：“《巴蜀旅游文化》的出版，对中国旅游文化，尤其是四川旅游文化的发展将起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后来，这书成了川渝地区多个旅游高职班的教材，导游考试的指定参考读物。有人用这本书办过旅游知识竞赛。导游开始讲竹叶碑了——不是每个导游都讲，但至少有人讲了。

她自评“学术上没有大成就”。“我自我评价就是一棵小草，没有大的建树，但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就足够了。”

那些导游不会讲的东西，现在有人讲了。白帝城的竹叶碑，蒙顶山的茶道，小小三峡的鹅卵石滩——这些东西在地方志里落灰，在导游词里缺席，在她的书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站了起来。她的书在导游的包里，在考生的桌上，在旅游高职班的课堂里。一个人的巴蜀，变成了所有人的巴蜀。

她把巴蜀从石头缝里“抠”出来，巴蜀把她从一个校园里的教师磨成了一个地域文脉的打捞者。

她后来膝盖摔坏了，三叉神经手术后面瘫失明，走不动了，也看不见了。

碑还在白帝城。

竹叶还是那三根竹叶，诗还是那首诗。

碑不会说话，但碑旁边多了一本书。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