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隆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15年了。

从小我和父亲都不“友好”，总觉得他太严厉，很少对我有过笑脸。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释然了。

初中一年级那年，学校放寒假，当大队支书的伯伯到公社开会，把我带到公社交给父亲。伯伯的意思很清楚，他想让我在假期，跟着父亲在公社食堂吃几顿饱饭。

晚上，我和父亲盖一床被子，我不敢靠近他，和他隔得远远的。但他总把被子往我睡的方向挪，生怕把我冻着。他以为我睡着了，用手在我腿上和身上来回抚摸，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唉，太瘦了。”

第二天早上，在公社食堂吃早餐，父亲把他的一碗面条分给我一半，嘴里还说：“多吃点长胖点，长大了才有力气干活。”

要知道，那段日子，是父亲一生的至暗时刻，他白天工作，晚上还要接受批斗。从公社书记降职为副书记，不久又降为武装部部长，直至下放到一个叫天鹅大队的偏远大队劳动。尽管后来落实了政策，但对他造成的身心伤害一辈子都难以愈合。

我16岁离开家乡到部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想逃离他。他也因工作忙迟迟没有出现，直到新兵集合快上船了，他才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塞给我一个包，只说了一句：“在部队听首长的话，好好干。”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码头。等我上船后，打开包一看，除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什么都没有。

父亲反对我酗酒，记得爷爷去世后，我请假回家奔丧，几个已经退伍的战友缠着我闹酒，父亲一点面子都不给，还当众摔了我的酒杯。这一切，在我的认识中都认为是父亲过分了。我长大后才明白，父亲对我的爱，虽然硬得像柏树条子，落在我身上很疼，但他收回去也从不解释。他宁愿把对我的爱藏在骂声里，哪怕我做得再好，考了双百分，他也吝啬得不给一句夸赞。后来我提干了，甚至职务超过了他，他在人前人后也从未说一句肯定我的话。

其实，我小的时候，母亲也没少埋怨父亲：“你对老大是不是太严格了？他还是个孩子呢！”父亲却说：“你不懂，男人不受点打磨，将来在社会上站不住脚，走不稳路，经不起摔打，更不能扛事儿。”

后来，我也当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一直思考父亲对我的爱，属于什么类型？原来父亲对我的爱属于大山型，他是想通过增加压力来塑造我坚韧的性格，让我成为他理想中的人物，可惜我终究是让他失望了！

父亲退休后，长期住在乡下老家，不愿进城和我居住。他把自己比着是一条在一个塘里生活久了的鱼，挪不得地方。其实他是怕给我添麻烦。他在乡下和母亲其乐融融，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清早起床打扫院子，白天和乡亲们一起探讨怎样种脐橙，他种的脐橙是出了名的“果型端、口感好、色泽鲜亮”的上品。他70岁时，我给他做了一次生，事后他把我花销的2000元钱一分不少地给了我。晚年的父亲经常盼望我带着孩子回去，他为了让我回去后能吃到新鲜的脐橙，竟然把脐橙放进早已废弃的地窖，以延长保鲜期。每次我回去后，他都要脚步蹒跚地下到地窖里捡一篮子上好的脐橙，亲手削好后递到我手上。每当这时，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阵阵感动……

但我终究要感谢父亲，是他教会了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也希望人世间每一份真情，都不被辜负。在父亲这样特别的教育下，我对人生的认识也很特别，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门清，而且遇事宠辱不惊，心理素质强大得很。在我看来只要坚守做人的底线，天大的事都是常事，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