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

一

那是2006年，三峡工程蓄水前的最后一个秋天。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老城早已腾空，人去楼空后，荒草便开始接管一切。县政府大院里的蒿草疯长到膝盖以上，风一吹，沙沙作响。

考古队的探方就布在这片千年官署遗址上。我们弯腰作业，竹签与手铲交替使用，一寸寸剥离着土层。

探铲用力插下，没有生土中该有的沉闷“噗”声，反而是一声脆响。

“声音不对！”

队友停下手，换用竹签，一点一点剔开周围的填土。一块规整的石板边缘露了出来。那一刻，四周静得出奇，连河风都仿佛被什么绊住了脚步。

填土继续剥落，一道笔直的刻痕显现，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这不是墓砖的纹路，也不是建筑构件的榫卯，而是字。半干半湿的泥土嵌在字缝里，灰褐色的泥线与青灰色的石面之间，那些笔画已隐隐约约，隔着800年的时光，向我们悄然示意。

考古队员立即以这块碑为中心扩大探方，对周边地层进行更精细的清理。石碑被小心翼翼地整体提取，衬上木板，用软质材料包裹，连夜运回了文管所。

当晚，我站在库房里，灯光打在碑面上。我不是第一个看见这些字的人，800年前，何麒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它们就在那里；游舜锡刻完最后一刀时，它们也在那里。

二

灯光下，碑面的字迹一点一点“醒”来。

碑文首行很快被辨认出来：“开州守廨题名记”。紧接着是撰文者的署名：“朝奉大夫、知开州军州事何麒撰。”按宋代制度，地方长官常带“知某州军州事”头衔。“军”管军事，“州”理民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何麒是南宋绍兴年间的开州知州，此碑立于绍兴六年（1136年），距北宋灭亡恰好10年。

这10年，靖康之耻的伤痕仍在隐隐作痛，中原故土已沦入金人之手。就在这样的年头，何麒在西南小州的官署里，立起了这块碑。

我继续往下读。何麒开篇写得平实：“州有守，廨有题名，旧矣。自唐迄今，代有作者。”接着话锋一转，他说起自己到任后的作为：“麒既视事，惧来者之泯而无传也，乃追考图牒，访诸故老，得唐贤之尝官此者四人（韦处厚、唐次、柳公绰、穆质）。”

四人中，韦处厚最值得一说。他是唐朝元和年间的名臣，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至宰相。但他来开州，并非心甘情愿，是被贬至此。对唐代文人而言，贬官往往是成就文学的契机。韦处厚从京城权力中枢被放逐到开州这偏远之地，换作旁人，大抵只剩怨愤与消沉，而他却不然。登上开州城北的盛山，看群山起伏、江水奔流，胸中郁结都化作了诗句，《盛山十二诗》便由此诞生。诗作传到长安后，白居易、张籍、韩愈等文坛大家纷纷遥相唱和。一位贬官的十二首诗，引得半个文坛响应，这在文学史上，也算一段佳话。

站在碑前，我忽然想：何麒翻检图牒时看到韦处厚的名字，定是感慨万千。他同样是朝廷派来的偏远小州知州，同样是读书人，同样在异乡孤灯下对着浩荡江水。300年前，韦处厚在开州写诗；300年后，何麒在开州立碑。两个不同时代的贬官，因这块石碑，隔着三个世纪的烟尘，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

唐次也是贬官。柳公绰以刚正闻名，他的弟弟柳公权正是那位提出“心正则笔正”的书法家。穆质则以清正著称。何麒说他们有个共同点：“其政事文学，皆有以过人，故表而出之，以告后之君子。”

用意很明显：并非每个来开州的官员都值得铭记。值得记住的，是那些政事与文学皆有过人之处的人。他将这些名字“表而出之”，不是炫耀，而是告诫。告诉每一位继任者：看看这些名字，想想他们做过的事，再扪心自问：你配不配把名字刻在这块碑上？

碑文接着记述宋代的情况：“国朝自建隆以来，至于绍兴，凡守土者若干人。其姓氏、岁月、里籍，皆不可没也。于是列名寔于左，而刻诸石，使来者得以考焉。”何麒或许曾将宋代历任知州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列于另一碑石之上，可惜历经800余年风雨侵蚀，那些碑石已无从寻觅，如今仅存这方题名记碑。碑记末尾，何麒写下的期许之语清晰可辨：“继自今，各书其名，以续前轨，亦庶乎有所儆励云。”

从今往后，每位继任者都需将名字续刻于此，延续前人的轨迹，亦望借此有所警诫与勉励。“儆励”二字，蕴含着警示、劝勉、鞭策与期许，何麒的良苦用心，尽凝于这两个字中。

碑末另有一行小字：“都作头游舜锡刊”。

三

碑文清理完毕后，我请同事制作了拓片。

拓片铺在地上，足有两米长。我蹲下身，逐字端详。看着看着，一种强烈的感受愈发清晰：这位名叫游舜锡的工匠，刀法实在出神入化。

细看其横画，纤细轻盈，如琴弦轻拨；竖画则粗重沉厚，似立柱撑殿。这种鲜明的对比笔法，正是颜真卿的标志性风格。再观结体，中宫收紧，笔画穿插紧密，达到了“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境界，转折处又方折峻峭——这分明是欧阳询的路数。

颜体以雄强宽博著称，宛如正气凛然的大臣端坐庙堂；欧体以险峻严谨闻名，恰似冷峻的法官，笔笔皆见法度。二者本难兼容，可在这块南宋绍兴年间的碑刻上，游舜锡竟以刀锋将两种风格熔于一炉。他以刀代笔，把颜体的“筋”与欧体的“骨”注入每一笔画之中。

我指着一个“也”字给同事看，末笔起笔处有颜体的浑圆饱满，收笔处则见欧体的峻利干脆。又指向一个“之”字，捺画既有颜体外拓的饱满张力，又有欧体内擫的精准控制。刀锋过处，石屑纷飞，留下的却是温润而不失锋芒的线条。

我蹲在那里看了许久，忽然生出一个疑问：“游舜锡读过书吗？认得这些字吗？”

“都作头”是宋代地方官署中负责工程雕凿的工匠头领。游舜锡既非官员，也非文人，甚至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他只是一名刻字工匠。韦处厚、柳公绰、何麒这些名字，对他而言或许只是一堆陌生的笔画组合。但他深谙刀与石的契约：那一刀轻了，对不起石头；重了，对不起文章。即便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他刻出的字里却藏着忠烈与法度。

这里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南宋绍兴年间的碑刻，书法风貌多为时风浸染，而何麒这块碑却偏偏跳过近200年的书风变迁，直接追摹盛唐楷法，这绝非无心之举。颜真卿是忠烈的符号，欧阳询的楷书则代表着法度与秩序的最高典范。何麒立碑时，北宋刚亡不久，朝廷偏安临安。他在碑文中写“自唐迄今，代有作者”，又写“国朝自建隆以来，至于绍兴”，一个“至于”，道尽了多少家国沉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位西南小州的知州，用最庄重的唐楷刻下题名碑，追忆唐代名宦的同时，也延续着唐代书法的精神。这不仅是审美偏好，更是一种价值姿态——法度不可废，忠烈不可忘。

游舜锡不懂这些，他只管把每一刀刻得精准到位。但他刻下的每一个字，都让何麒的期望成为现实。何麒将文稿交给他，他在碑面打格，一刀一刀细细镌刻，刻完后在角落署上自己的名字。这在宋代刻工中是常事，并非邀功，而是“物勒工名”，为质量负责。但正是这行小字，让游舜锡得以与韦处厚、柳公绰、何麒一道，在这块碑上获得了永恒。

四

这块碑出土后，相关研究论文于2013年第6期《文物》杂志上发表，在宋史研究与石刻研究领域引发关注。其学术价值十分显著：一是填补了开州方志中宋代知州记载的空白，提供了北宋建隆元年至南宋绍兴六年间知州任职序列的珍贵信息；二是作为宋代“题名记”制度的实物例证，这类文体虽常见于宋人文集，但留存至今的实物却寥寥无几；此外，其书法价值亦足以令书法史研究者驻足。

学术价值是一回事，于我而言，这块碑还有另一层意义。

我常想，当年何麒坐在开州官署中，翻阅旧图牒、聆听故老讲述唐代名宦事迹，提笔写下这篇题名记时，心中究竟在想什么？他或许是希望让后来者知晓这片土地曾有过怎样的人，让继任者看到这些名字后，明白该如何为官。这是一种“以碑为鉴”的朴素心思，分量却重若千钧。

而那位只留下名字、未留下任何事迹的工匠游舜锡，拿起凿子时的想法或许更简单：把每个字刻得精准到位，让何大人的文章能长久留存。他或许不懂何为“文化传承”，却用一把凿子，做了一辈子文化传承的事。

800年风雨更迭，多少任官员来来去去，多少份文书化为灰烬。这块碑被深埋地下，躲过了战火、兴废与遗忘，最终在2006年的一天，被一把探铲轻轻唤醒。

这或许正是文物工作的本分。我们守护的，不是冰冷的石头，也不是静止的文字，而是一段段鲜活的记忆，是那份“以告后之君子”的深切心意。

五

如今，这块碑静静地躺在开州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中，柔光洒落碑面，800年前的刀痕依然清晰。

参观者络绎不绝。多数人扫一眼，只道“一块老石碑”便匆匆离去；也有人会驻足细看，像我当年一样，趴在展柜前逐字辨认。

一次，一名小学生趴在那里，抬头问我：“伯伯，这些字写的是什么呀？”

我说：“写的是以前在这里做官的人的名字。”

他又问：“他们厉害吗？”

我想了想，道：“有位叫韦处厚的，曾在此写下许多诗，至今收录于《全唐诗》；还有位柳公绰，后来官至高位，做了不少好事。至于其他人，等你长大了，自己去判断。”

他点点头，跑开了。

我站在展柜旁，望着碑文末尾那句：“继自今，各书其名，以续前轨，亦庶乎有所儆励云。”

“继自今”，原指他之后的每一位开州知州。如今读来，却多了另一层意味：800年后的我们，这些文物守护者，不也在“续前轨”吗？何麒曾将唐代名宦的事迹“表而出之，以告后之君子”；我们清理、保护、展示他的碑文，正是为了告知今天的观者。事虽不同，心意相通。更有一层何麒或许未曾言明：他续写的是“为官”的谱系，我们延续的却是“记忆”的脉络。从权力到文化，从训诫到守望——这或许是时间赋予我们的另一个使命。

当年游舜锡在碑角刻下自己名字时，大概不会想到800年后仍有人念出它，更不会料到有个小学生趴在展柜前问“他们厉害吗”。他只是一笔一画，认真地刻好每一个字。

这块碑的原所在地，早已沉入水底。当年荒草没膝的县政府大院，如今已沉于几十米深的水下；碑曾沉睡的角落，鱼群正自在游弋。而开州新城的灯火，已在岸边次第亮起。

灯下的人们忙着生活，忙着赶路，忙着爱与被爱。只是他们大多不知道，在那片被淹没的土地上，曾有一支考古队小心翼翼地将这段历史从泥沙中唤醒。

但没关系。

石头在，期望便在。

（图片由作者提供）